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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大墙文学之父”，有听众又问：那么张贤亮是什么？他说他是这样回答的：张贤
亮是“大墙文学之叔”！这当然是他特有的幽默。不过我倒认为，如果可以把描写在严
峻的现实之中，在大墙铁窗之内而不丧失积极的本质的、大写的人的作品称为“大墙文
学”的话，的确是你的《红玉兰》开了这种题材的先河，所以把我的名字排在你的后面
是恰当的。故此，在这里我应该称你为“兄”。
感谢你对《绿化树》的赞赏和所提的中肯的意见，但我对《绿化树》，和你对《雪
落黄河静无声》一样，也不准备多谈。“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理解我们作品的，
我们引为知己；暂时不理解或对我们作品持否定态度的，我们要以更高的艺术性所表述
的思想去争取理解。从大墙里出来的人，早已把社会主义民主精神奉为自己重要的生活
准则。我们对知遇之情特别感激；我们对不同意见也更为虚心。这里，我只想就你在给
我信中提出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谈一点想法。
你说：“我们文学的现状，比起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来步子显得有些扭捏，甚至出
现了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何故？……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何以会产生和经济
改革的顺差和相悖的反差？”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
维熙兄，我不想探讨造成这种文学现象的非文学原因，我只想说，如果因种种非文
学的原因而使文学的步于“扭捏”、“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以及“和经济改革的
顺差和相悖的反差”，那就决不仅仅只会妨碍文学的发展。这种现象即刻会反馈到文学
以外的领域，对我们的经济与体制改革都非常不利。经济繁荣，文学停滞，社会主义在
这样的双轨道上进行是不可想象的。最近，我读了一些探讨西方现代社会的理论书籍，
又去了一趟北欧，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如果我们不万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的建设、不大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那就不能充分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在我们“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之后而出现的经济繁荣的社会中，也将和西方
一样出现种种“社会病”。
对目前西方流行的“社会病”，如吸毒、酗酒、迷信、形形色色的犯罪案猛增等等，
我们解释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恶果，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精神空虚的表现。诚
然，就因私有制而产生的根本矛盾所造成的社会现象来说，如此解释是合理的。但是，
我们在作如此解释的同时，也应该承认西方在各门科学与文学艺术上，直到今天仍然不
断地涌现出具有创造性的优秀人才，其数量之多，成效之优，还是我们要向它看齐的。
所以，现代人所谓的“精神空虚”究竟有什么历史内容，它和社会制度的联系点在那里，
是我们必须搞清楚，才能扬其长、避其短的。
从欧洲回来，我重温了马克思有关现代社会的论断。这里，篇幅不允许我大段引述
马克思著作的原文，我只想请你注意一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
四八五至四八七页与一○九页上的几段话。那几段话会给我们很大启发。原来，现代人，
即生活在工业社会的人的“精神空虚”是一种因不满足而产生的空虚，是基于人要追求
自己的全面性而暂时不得的空虚。这种“精神空虚”要大大高于古代农业社会的人的
“原始的丰富”。工业社会所创造的牛产力与财富，一方面因其资产阶级形式会派生出
种种“社会病”，另方面，又会激发起人空前活跃的创造力。而人开始不满足，开始追
求自己的全面性，则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后的普遍心理状态。
现在，西方在高呼他们进入了“第三次浪潮”，我们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
社会。在我看，我们所说的“四化”，是概括了他们说的“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
潮”这样两个历史内容的。随着“四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我们且不去预测人们的道德
观念、价值观念与伦理观念会有什么变化，人们精神上的追求将提到生活的重要位置上
来，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维熙兄，你我都经过六○年“低标准”的生活。我们都知道，
那时的社会问题最简单：吃、吃、吃！连穿都顾不上。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社会只
要把人民的吃穿解决了，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殊不知，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和从社会实践的观点出发，我们现在都应有这样的看法：社会生产力越发达，人的物质
生活越丰富，人的精神追求也会越活跃，“思想问题”也会越“复杂”。尤其在我们这
个“抛弃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的社会里，你所说的“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已使我们
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易变的绝对
运动之中”；“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
了。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说：“在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任何一个
占优势的变革浪潮，其未来发展的图景是比较容易看得清的，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
和其他对未来浪潮的发现者，承担了这项使命。”我认为他把作家列为“发现者”之第
一位，是很有见地的。你在给我信中表述的对文学现状的看法，就表现了这种发现。我
理解你的意思，并不是指文学本身“停滞或裹足不前”。正如你信中所说，尽管“由于
‘左’倾错误的流毒和多年来陈旧积习作怪”，尽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来描
写‘昨天’的文学作品，常是磕磕碰碰”，但当代文学不可否认仍然“跨入繁荣鼎盛时
期”。你的忧虑，是把文学放在时代的坐标参照系上而生的忧虑，是面对着由于社会的
迅猛发展，我们的人民已经开始发展他们的全面性，开始有着更大、更广阔的精神追求
的现实，而对文学的进步还不满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你我的忧虑与不满足。正是我
们走出大墙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要求发展我们自身的全面性的表现。维熙兄，你的这
种不满足是可贵的，高尚的。因为马克思说过：‘’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
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
我和你在北戴河朝夕相处的愉快的日子里，经常听到你说“使命感”这个词。我非
常赞赏你具有明确的使命感。是的，在我们社会已经如此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在我们的
人民已经开始发展他们的全面性，而即将成为以不满足和有着更大、更广阔的精神追求
为心理特征的现代人的时代中，我们的文学应该怎么办？高度发达的社会应该有同等审
美力量和同等思想意义的文学艺术与之适应。我们作家今后如果不能拿出具有更高的美
学价值和更深刻、更丰富的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以适应已经发展了的人民的美育要求
和使他们得到精神享受，那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会脱落而难以
维系整个的社会精神。想一想，这将会出现多么使我们难堪的局面吗！
我再次说，我不想探讨造成你的忧虑的非文学原因。我只想呼吁非文学领域和整个
社会重视我们文学，关心我们文学，在四项基本原则的范围内以更宽容的精神，鼓励文
学要表现人的全面性而从内容到形式上所作的探索，以促进我们以学和社会同时健康发
展和持续繁荣。我们作家，只有在我们自身的职业范围内努力。国文兄曾提出“文学要
和时代同步前进”，有人不同意，认为文学是反映现实的，永远不可能和时代“同步”，
只能跟在时代后面亦步亦趋。我也不想介入这种辩论，因为这实质上可归于把生产力的
发展同艺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永恒规律的无休无止的探讨。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承认
文学家应该与时代同步前进这个命题可以成立。而现在，我们文学家面对这样迅猛发展
的时代，的确大有努力的必要。
首先，我认为我们文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更新知识，
已经成了当务之急。要表现社会、表现时代、表现历史，没有对社会、时代、历史的较
全面较丰富的知识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一些文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谈起文学来
或许能头头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