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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希望日本的读者读了找的小说．放下书来之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你
的心里增加了一些什么，但这又不单纯地是对中国人有所了解，而是对整个人生有一种
体会。
可是我不希望你得出任何结论。
…
边缘小品 必须进入自由状态
——写在专业创作的第三年
“在限制中才显露出来能手，
只有法则能够给我们自由。”
——歌德
年前，陕西的朋友来银川，邀我到西安这座历史名城观光，同时向西北文坛的老前
辈们学习，与同行们交流创作经验。我非常高兴。但我又请朋友们答应我这样一个要求：
是不是能允许我过了一九八四年元月四号再动身？一位女同志以她特有的敏感诧异地问，
为什么偏偏要过了元月四号呢？我笑着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不过因为元月四
号是我儿子三周岁的生日。
看来这很荒唐。为了一个“未解忆长安”的小儿女的生日，就推迟了向老前辈和同
志们学习的机会，没有表现出欣欣然的、迫不及待的心情。然而，在我，这个日子却是
有纪念意义的。我不敢如鲁迅所说：“怜于未必不丈夫”，自以为尚有大丈夫气概，只
不过是因为我搞专业文学创作，几乎是与我儿子出世同时开始的。
三年前的元月四号，在银川是个雨雪霏霏的日子。如雨的雪粒飘洒到地上很快就融
化了。街上和医院里的甬道都湿漉漉的；天气和景色，既像是初春，又像是深秋。使人
既满怀着欣然的希望，又夹缠着无端的哀愁。我在市医院那间玻璃破碎、四面透风的产
科候诊室里席地而坐。地上到处是一滩滩呕吐物和垃圾。墙上也污秽不堪，涂着一缕缕
令人可怖的血迹；卫生宣传画多半是残缺破损的，仅剩下一张完整的人体解剖图也似乎
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气氛。走廊上不时传来临产妇的呻吟和陪伴者的抚慰。这种絮叨的抚
慰却更使人慌乱。候诊室里坐着的多数是男人和老太太，虽然都默默无语，脸上却表现
出一种茫然的、不知所措的神情。他们每人（当然也包括我）身边都放着大大小小的提
包和装满食品的网袋。那模样，不像在迎接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倒像准备去做一次艰
难的长途旅行。
蓦然，我心头一动，感到这一切所形成的气氛，对于我，对于我们共和国的新时期，
都仿佛有种寓言的意味。一个人的新的生命，一个国家的新的时期，一个小生命的诞生，
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的。这样的开始，预示了他们都必须顽强的奋斗才能胜利或生
存。
我候了三十多个小时，有点熬不住了，去医院的门房烤火。待烤暖后回来，深夜十
一点，小家伙终于哇哇地出世了。抱着他从产房出来的护士，据她自己说看过我的《吉
普赛人》和《邢老汉与狗的故事》，私下里给了我一点特权，允许我在他进隔离室之前
看他一眼。那面貌不怎么好看，像个肉红色的小虫虫；脸上沾着血污，蹙着眉，闭着眼，
如同也像我一样费力地挣扎了半生。这时，我眼睛里渗出了泪水。这泪水不是来自做了
父亲的欢愉之情，而是一种对人生的感动和意识到承担了责任的沉重感。孩子的出世，
我当专业作家，是我坎坷的半生（也许是大半生）中全然没有想过的。在以前的二十多
年中，极左路线给我规定的身分，不允许我为社会、为国家承担任何责任，倒也使我轻
松自在，优哉游哉，拣到一个烟屁股就是这一天最大的享受。我可以用玩世不恭来掩盖
对国家、对社会的命运的忧虑；“冷眼向洋看世界”，这种“冷”，是热透了的“冷”，
里面蕴含着想有所为而不能为的辛酸与悲哀。可是，今天，我突然有了天降大任于斯人
的使命感了。这样的变化，怎能不使我潸然泪下呢？
后来，孩子渐渐地大了，一岁、两岁、三岁；我写的作品也渐渐地多了，短篇、中
篇、长篇。有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一部、两部、三部。其中一部还是我自己动手改编
的，并从头到尾参与了摄制过程，似乎又涉足到电影界。孩子从咿呀学语，到现在已经
会说一些完整的句子，甚至能相当准确地使用“因为”、“所以”、“然后”这样的虚
词了；他很小就喜欢用铅笔涂抹，如今也会画一些类似抽象画派的汽车和房子。我常常
暗暗地用他来和自己对比。我想，我在文学创作上的进步；大概也不过处在我儿子目前
在说话和涂鸦上的程度吧。因为我面对文学，和他面对世界与人生，是同步开始运行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重视他三周岁生日的缘故。这个日子，也是我搞专业文学创作
的三周年。他当然还不会总结自己三年来的收获，只会吃巧克力。我却想在一个安静的
环境里，沉下心来思考一下这三年来我在文学创作上最主要的体会是什么。
我想撇开一切关于艺术技巧的、关于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的、关于什么杂七杂八的
“当代文艺思潮”的种种问题不谈，我认为我这三年来在文学创作上最主要的体会，就
是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必须进入”由状态！
我首先要说明的是，我指的“自由”是哲学的概念，不是通常所说的政治概念。实
际上，政治上的绝对自由是没有的。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不过是
要求充分地、全面地表现在当时来说具有极大的革命意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行使资
产阶级的统治权。所以，说到底，政治上的自由与不自由，不过是主体方面的感受。为
了比较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我想摘引一段黑格尔在《美学》中的话：
“主体方面所能掌握的最高的内容可以简称为‘自由’。自由是心灵
的最高定性。按照它的纯粹形式方面来说，自由首先就在于主体对和它自
己对立的东西不是外来的，不觉得它是一利。界限和局限，而是就在那对
立的东西里发现它自己。就是按照着这种形式的定义，有了自由，一切欠
缺和不幸就消除了，主体也就和世界和解了，一切对立和矛盾也就已解决
了。但是说得更确切一点，自由一般是以理性为内容的：例如行为中的道
德和思想中的真理。……无知者是不自由的，因为和他对立的是一个陌生
的世界，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东西，……好奇心的推动，知识的吸
引，从最低级的一直到最高级的哲学见识，都只是发源于一种希求，就是
要把上述不自由的情形消除掉，使世界成为人可以用观念和思考来掌握的
东西。……”
“总之，人的身体方面的需要以及知识和意志事实上都在这世界里得
到一种满足，以自由的方式消除主体与客体的冲突，消除内在的自由与现
存的外在的必然性的冲突。”
马克思曾经说过，“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
述。”黑格尔这段话就属于此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种思想作了更详尽、更
具体、更合理的阐述，归结出“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共产主义运
动的历史使命这一人人皆知的光辉命题。
那末，消除内在的自由与现存的外在的必然性的冲突，对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有什
么关系呢？我不准备从抽象的文学创作规律出发，这里我只谈我的感受。而要谈真切的
感受，就必须从现实的情况开始。如果我从我的．角度观察到的情况并不准确，那证明
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可是我愿意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进入这种自由。
有一种说法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的当代文学，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思想解
放运动、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期、也就是全国上下同仇敌汽，一致批
判“四人帮”极左路线祸国殃民的罪行时，不论是小说、诗歌、报告文学，都出现了空
前的繁荣。那时有许多小说诗歌都被群众争相传诵，某些文学形象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仿佛他或她就活在或死在普通群众之中。发展到后来，虽然有一段时间里还借着前两年
的势头，仍出现了一些引起读者兴趣的好作品，但逐渐地，如前一段时间那样有较大影
响的作品显然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