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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背上的皇帝”朱棣，在葡萄牙人发现该岛之前，中韩绘制的《疆理图》上就出现了亚述尔群岛，而阿拉伯的地图上，甚至是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阿尔·伊迪利司（Al Idrisi，公元1099～1166年）和阿本·哈顿（Ibn Khaldun，公元1332～1406年）的地图上都没有发现该岛。如果它不是中国人发现的，那么谁会在葡萄牙人之前发现该岛，而那些葡萄牙人又是怎样知道遥远中国的制图法的呢？ 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或许在亚述尔群岛定居过的有力证据来自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讲述了一个关于非欧洲人的尸体被冲到距科沃南边约二十公里的福劳丽丝（Flores）海岸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哥伦布航行到美洲之前就已广为流传了。弗迪纳德·哥伦布指出他的父亲相信这些尸体连同“木雕艺术碎片”证实了中国①（Cathay）和西方有联系（2）。 根据早期的地图，当舰队司令周闻的一支船队从亚述尔启程返航时，另一支船队采取了不同的路线。在纽芬兰岛（3）大沙洲（Grand Bank）的南部，海湾分流。主流顺时针把船只带向亚述尔群岛并经过加那利群岛到达佛得角群岛。另一股较细的水流—阿尔明格（Irminger）水流把船只载向了东方。对着冰岛南部，转成逆时针，首先向北、继而向西北、然后再向北，把船只带进分开格陵兰岛与加拿大北部的戴维斯海峡（Davies）里，在那儿变成西格陵兰水流，流经格陵兰西海岸，环绕北海岸又顺东海岸而下成为东格陵兰水流，把船只带回了大西洋。在这条航道上任何船只环航格陵兰岛，以便使他们在任何时期都不会被卷入相反的季风和水流中。 我不得不面临两个难题：为什么中国人想要环航如此荒凉、冰冻的土地呢？即便他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现实中又何以轻意地实现呢？第一个问题回答起来比第二个要容易得多。对中国人而言，北极星的象征意义和其现实重要性使得确定北极的准确位置显得异常重要。皇帝有理由命令他们到达“迤北之国”，并探险地球最低的主要部分—正像他们的同伴远在南方定位南极所做的一样。 我发现的第一个有关这一冒险举动的间接证据是两张绘制的海图。第一张是坎提诺海图，这张著名的中世纪地图已经使我对中国航海有很多新的发现。第二张是有着相较争议的文兰地图，其绘制时间在1420～1440年之间，文兰海图上显示的纽芬兰岛、莱布莱德（Labrador）和整个格陵兰岛都非常精确、非常详尽。如果这是据实而绘，那么它就证明有人—或许是中国人—在欧洲人首次探险北极腹地（High Arctic）4个世纪之前就已深入北极至少四百余公里的地方。 利用文兰海图的信息，我明白我将开启潘多拉（Pandora）那富有争议的盒子。海图的可靠性受到很多证据的攻击。其不寻常的出处—1965年从一个地图商人的小菲亚特汽车的后座中首次发现的—引起许多专家怀疑的目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其制图之精良让人难以置信；格陵兰岛被绘制得如此精确，它只能被认为是现代赝品。麦克科隆（McCrone Association）集团的怀特·麦克科隆（Walter McCrone）—芝加哥公司一位受尊敬的化学分析专家，在1972年宣布该图所用墨水的成分里含有锐钛矿（钛元素的一种，首次用于20世纪20年代的墨水中），这使得地图的绘制日期一时不攻自破。但是在1992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的托马斯·卡希尔（Thomas Cahioll）博士却在中世纪的各种手稿中发现了锐钛矿元素，重又提出文兰地图真实性的问题。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北极探险（图）2
其他对地图可靠性攻击的证据是，最先定居格陵兰岛的诺斯曼人（Norsemen）毫无绘图知识，只是用口头流传代替地图绘制。通过口头描述而绘制的地图是不可想象的。此外，还有人认为格陵兰岛没有被环航过，在文兰地图上标出的名字是传说中的名字，据猜测是丹麦杰出的制图家科劳迪乌斯·克拉维尤斯（Claudius Clavius）标出了这些名字，人们认为他大约在1424年左右绘制了这幅地图，当然是诺斯曼人告诉过他这些地区在北方的称呼。然而，如果最初的制图者是中国人，克拉维尤斯将无法翻译标在地图上的地名，这倒能解释他何以觉得有必要琢磨出这些名字，因为当时墨水仍是一个未得以解决的有争议的问题。有关于此的书出版了不少，麦克科隆集团的麦克科隆博士关于该图是赝品的论断，最近受到大英图书馆的R。A。斯凯勒腾（R·A·Skelton）的挑战，他是一位地图收藏者，其权威不亚于麦克科隆。在此支持他的几位博学教授的证据也驳斥了麦克科隆的发现，认为锐钛矿确实在某些中世纪的墨水中存在，尤其是在15世纪早期的阿尔卑斯山的修道院中已发现有使用的痕迹。 声称文兰地图是赝品的人对这些证据极不满意。这也不无道理，这些数据是绘图者制图的基础，而创立这些数据的最初的绘图者，曾在那些中国帆船上待过，这些帆船中至少有一艘在寻求到达北极的航行中曾环航过格陵兰。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不得不回答格陵兰岛是否真被环航过。因为北极海面常年冰封，即使在有核动力装置的破冰船的今天，想环航它也是难以实现的。但是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表明在15世纪早期，那儿的环境与今天的完全不同。 在奥斯陆（Oslo）国家档案馆，保存了有关1408年茜格丽特·飘恩洛蒂尔（Sigrid Bjornsdottir）婚礼的报道，它描绘了与我们所知的格陵兰完全不同的自然风光。茜格丽特是个寡妇，她的父亲和姊妹都死了，她继承了家族土地，成为格陵兰岛最富有的庄园主。她的第二次婚姻引起了大宗的财产交易，使她在1419年离开格陵兰之前几次削减家畜。她拥有成群的牛羊，放牧在水草丰美的格陵兰牧场，此景根本无法从现在荒凉、冰封的土地上辨认出来。茜格丽特举行过婚礼的教堂（至今）仍在黑峡湾畔荒凉而又壮观地孤立着。我们可以想象她在9月星期天的仪式结束后，匆忙从教堂赶回昏暗、温暖的房子开始婚礼庆典时的情景。 从发掘的她和她的家人、侍从以及仆役所居住过的房屋地板可以看出，大约在1450年小冰期（Ice Age）来临之前，格陵兰岛气候是相当温暖的。发掘过程中所发现的苍蝇的一个变种为此提供了证据，那些生活在暖室内的苍蝇消失了，被能生活在寒冷、没有腐肉的空房中的种类所取代。气候突变的证据从喉管已被割开的牧鹿犬的骸骨上就能看出—或许这是将死的居民最后的一餐。只有在极恶劣的环境下，一条宝贵的猎狗才可能像这样被宰杀，因为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它，一个家庭将无法进行足够的猎捕活动，那么就会很难熬过严冬。 我在乔治·纳莱船长（George Nares，公元1875～1876年）（4）航行北冰洋的日志中发现了更有力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证据。其船队中的一艘到达北纬83°20′，正好离格陵兰岛最北端三十余公里。一个军官—洛克伍德（Lockwood）上尉走过这三十余公里抵达最北端，洛克伍德岛也因此而得名。 微型冰期在1450年开始（现在处于结束期）部分原因是由于地轴的移位。根据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武备志》记载的航行方向和星象导航来分析，我能够计算出赤道在当时处在北纬3°40′的位置。因此，浮冰在最大最小的范围随之向北移动3°40′的现象无论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都会发生。有关移动的有力证据从皮里·雷斯图上沿着火地岛南部海岸的冰和让·罗茨的海图上塔斯马尼亚岛南部的冰可以看出—它们大约在今天标准线北500公里处。 因此，可以放心地说，格陵兰岛在1421～1422年间是可以环航的，因为无论是极冰的最大限度还是现在它所处的位置，格陵兰岛的气候都要比今天温暖得多。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它是一个有着绿色牧场的地区。从圣灵降临节（Pentecost，复活节后50天）到基督受难日（Cross Sunday，9月的第二个星期天），牧场上放牧着牛羊，成群的沙鳗鱼在河里自由地游荡，海岸上有众多悠闲的海象在散步。 中国人确实到达过格陵兰岛的另一个证据是来自1448年教皇尼古拉斯五世（Pope Nicholas V）写给冰岛斯卡洛特（Skalholt）和豪拉（Holar）主教的一封颇富传奇色彩的信，这封信陈述了他想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