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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绝没有好觉可以睡的。
然后因为你是最小的医生，每个医生都可以用知识来修理你——人命关天，你敢不服？
内外小儿妇产耳鼻喉眼皮肤所有的科你都不太懂，但全都要学。
最后，经过病房时，你听到一个母亲在哄她的啼哭的小孩：“再哭我叫实习医生来给你打针。”
你变成了人类拿来恐吓不乖的小孩的魔鬼了。
她做的那项工作，是没有人能取代的。
没有人。
母亲今年（1989年；编者注）脑内动脉瘤破裂中风的事，对我性格上的改变很大。
原来潜意识里一直有一种依赖感：反正世界上有一个人，不给你怎么和她吵得不愉快，不论你怎么去忽略她的存在，不论她自己有多少心事而你可以不管，不论你跑得再远，离家再久——她会原谅你，而且她对你的关怀永远可以保持那一样的温度。
反正你根本不在乎。事实上，你吃定了她。
即使她那样臭骂你，那也是因为她已经原谅你了——你知道她的双手，是随时要帮助你，或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用她的心来拥抱你的。但她今年在纽约开刀的事完全改变了我的想法。她神智不清，甚至胡言乱语；她大小便都失禁，每夜我和姊姊要替她换好几次尿布；她完全不能走路，要两个人才能扶得动。开完刀在加护病房内，她的脸浮肿瘀血得完全认不出人来，头脸上插了七、八条管子。她完全不省人事。
我领略到：她不是永远会在那儿。这是我的母亲。我欠她的，多到我的理解能力以外。我不对她好，我要对谁好？她现在康复了，神接受了我的祈祷：我们是幸运的。我要她知道我是爱她，而且关心她的——在我们都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只想公平一点。
第二部分音符旅程（1）
距写此文时年长了十四岁，但对音乐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作者注
我记得非常清楚，小时候夏天下午睡午觉时，阳光透过木窗洒在似睡非睡的榻榻米上的我的身旁，外祖母躺在另一端。她也许睡着了，但她手里的纸扇则永远是轻轻、悄悄的、
慢慢的摇晃着；外头传来的树上蝉的叫声有时单一孤只，有时又逐渐回旋成整个外头世界的嘈杂。但不论阳光、纸扇、蝉鸣以及电风扇在那样的下午做出什么样的表示，最有劲的还是祖母小型收音机内歌仔戏持续的唱腔。我实在也不懂那个女人在那么小的收音机内到底唱些什么，但她似乎很不开心，但声音永远是那么宏亮，像是她有说不完的话或是表达不完的情绪，要告诉所有的人。记忆中好像永远是那个女的，要么就是我没有能力分辨她们的声音之间的不同，要么就是她们实在唱得太像了。唱腔虽然悲哀，但有一种永久绵延不尽的生命力；这样的声音似乎已经变成外祖母脸上表情内的某些皱纹，刻划成很深的一道道的记忆。有时候，即使外祖母回台南去不在家的时候，偶尔你还是会听见隔壁的收音机内传来那种一模一样的声音。那个女人的声音到处都可以听得到：她也像个童年的身影般，永远在不知不觉中跟随着我。那个声音我并不喜欢，也不讨厌，反正有没有它我都无所谓，而且它也不会对任何事情造成妨碍；何况外祖母是个很怕打扰别人的人，她总是把音量开到恰好的小声，恰好到只有在沉寂的午睡的那一段时间，那个女人的声音才变得清晰可闻。我永远不晓得外婆在听这样的声音时，她内心的感受是怎样的。快乐？悲哀？一定都不是。你从她偶尔叫你去买包“新乐园”的语气或在母亲的说话中插句嘴时，都可以知道她的心情完全不受那个收音机内女人的声音的干扰的。但是她可需要那个声音。她那么准时的收听那个声音就像她睡觉需要那个硬梆梆的枕头一样，什么东西都无法替代它们。外祖母手上带着一个细环状的金戒指，手腕上则有一个绿色的玉镯。她总是清晨一大早起来梳理她的头发，然后盘成一个髻。每天。她过世已经五年了。我们叫她阿嬷。这是一般人的叫法。很奇怪，她很怕打扰人，对陌生人格外客气，像欠了人家什么似的。她即使发脾气时声音也不可能太大声，虽然唠唠叨叨的。她永远保持那样的关心：对外孙、买菜、对她自己的头发、对邻居那个讨厌的太太、对收音机内那个声音。她生活得好好的，从不越过自己生活空间的接触范围。除了有时稍微罗嗦一点以外，她的存在大概是对任何人都有好处的，除了她完全帮不上忙的事物外。她会去做任何她帮得上忙的事情。她有一种极强韧的生命力，但不容易感觉出来，除非日子久了，或你留心观察：因为她不是冷的，也不是热的，她是温的，永远有那种温度。她给我一种太极拳般的动感，徐缓，但有韵力。就像睡午觉时，她枕在那个硬枕头上面，你很难知道她是否睡着，即使她手中的扇子一直是那么徐徐的晃动着。但你确知她是永远会在那边的，还有那种几乎探察不出来的温度。我想这可能是为什么当我知道她去世时，我哭都没有哭的原因。我开始想到那个收音机内唱哭调的女人的声音。我已经再也听不到了，这样的声音。现在想起来。那个声音虽然唱起来悲哀，但你总可以想像那个女人走出了收音机后，她和她的朋友或同事拍个肩或开什么玩笑，总觉得什么事也不会使她在收音机内的那个声音受影响而改变了点。总之那声音是那么牢牢的扣住了我，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但那个声音已经随阿嬷的去世而消失了。现在的生活环境里，没有人再需要那样的声音，那样的音乐，那样的历史了。所有的事物像高楼一样，慢慢的抬起了它们的头，离地面越来越远，那么骄傲的，越来越不需要别的东西，除非有个显著的理由。现在想起来，那种哭调的唱腔也许真太悲了，太过单调，甚至夸张。但它曾经就那样几乎是贴到阿嬷的耳旁向她做人与人之间最直接、最原始的倾诉似的告白，来自一颗心，穿过一张嘴的一种能量与心意的延伸。今天我才明白阿嬷为什么会需要那个声音。我想它代表了一种心与心之间的共鸣，而且，那么赤裸。不论是那个声音或阿嬷。她们永远没有去伤害过任何人，但她们就这么永远消失了。
餐厅内，音乐实在太重要了。不是人们要不要听音乐的问题，是，他们不想听到邻桌说的话或，他们说的话不想被邻桌听到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电梯的门一关。一种似有压力的沉默马上袭来的原因。但电梯里每个人站得实在太近了，放音乐也没有用；如果真要达到隔离的效果，音乐显然必须大声到令你尴尬的地步。所以，最好还是不放音乐，不说话。这个问题，自电梯发明到现在，一直都还没有解决。常常在计程车内听到那样的音乐。没有唱的演奏曲，编制简单，只有电子琴、电吉它、低音琴、电子鼓；节奏非常清楚，它又有点土味，又有点东洋味，但也常常演奏国语歌曲。不只在计程车上，在夜市地摊上、某些唱片行、有些小冰果店、地方戏院内，甚至出殡的场合，都有专车上载台电子琴，并附注特别标示以资辨别。以上这些场合已经暗示了这种电子琴音乐已经乡土化了，或者，这是乡土的“电子化”。它的声音似乎已经指向我们最原始本土的核心，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一部分了。对我而言，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在阿嬷那个年代，歌仔戏哭调的赤裸裸的人声已经改变成为纯旋律性的电子音乐。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整个社会最基层的部分，现在听的是这样的音乐——就像外祖母当年需要那个歌仔戏的哭调声音一样。电子琴的声音在那么多的乐器内，它的润饰程度最高。一种说法是，它物超所值，音色使人感觉比一般乐器在编制上庞大。一种说法是，它有能力制造一种假象。流行歌曲用到电子琴，我可以选购，因为它合乎了流行歌曲的本质的某些需求。但在一个农村的仅存的四合院内传来那电子琴的演奏的声音时，我就变得困惑了。我们原本认为任何力量都难以改变的那一部分，那个社会里最强、最原始的部分，人们在心灵上已经变了。他们的需求已经是另外的一种东西了。没有人会那么想要假象，但我们生存的空间内，假象比我们以为有的要多太多了。多到我们习惯性的需要它。
听那首弗兰克的A大调小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