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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盖扬·菲利普斯看见另一次同样的事故。刚一离地；飞行员就踩下刹车。菲利普斯评论说：“没有充足的动力；一架满载油料和炸弹的B…24无法飞到空中。”这次飞机是在跑道尽头出事的。机首起落架折断；机首重重地栽到地面上；从引擎处断开。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当场死亡。
一次；一架轰炸机出了毛病；但还能勉强保持高度；机组人员尚有逃生机会。几个人设法逃出将毁的“解放者”；拉动降落伞拉索；安全落地。他们中的几个落在中立国瑞士或者南斯拉夫；幸运地找到了铁托的游击队；返回意大利。但好几个；或许是大多数；成了战俘。到突出部战役之前；陆军航空队的战俘一直比步兵多。
意大利；切里尼奥拉他们是一群优秀的人
陆军航空队知道跳伞的战士总是可能被抓住。为避免被抓；每位机组成员都得到一套逃生设备；包括几块糖棒、一管吗啡、一张丝质欧洲地图；还有一个罗盘。不是很多。战士们被指示只能向逮捕他们的人提供以下信息：他们的名字、军阶和系列号。一般而言；他们说的会比这些多；但不是自愿的；有时是为了避免拷打；更多情况下是从不经意的谈话中透露出来的。德国的讯问者都是年轻人；英语不错；往往是前飞行员（现在没有飞机或者受伤）。他们和战俘闲聊；就像同行间谈话。像他们这个年纪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战俘们喜欢吹嘘诸如此类的事情；如“你的飞机能飞多快”；“飞机里能转圈吗”；等等。而且；德国人已经掌握了准确的情报；例如中队的基地所在地；以及指挥官的名字。战后大多数战俘坚持说；他们从来没和德国人说过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德国人说；他们已经从战俘那里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一切。两边的人都经过恰当考量；曲解事实。 一旦被逮捕；战士就脱离了陆军航空队的控制；但他仍然在军队里；要服从部队的纪律。战俘都憎恶这种体验；但他们大多数还是活过来了；用不着妥协。741中队的飞行员沃尔特·肖斯塔克少尉是其中的一位。在他的第四次任务中；他的飞机飞到奥地利一个精炼厂上空；被一发炮弹直接击中；炮弹在B…24的机首爆炸；当场炸死投弹手和机首射手。飞机开始迅速失去高度；几乎撞上一座山。肖斯塔克命令机组跳伞。他们当时在南斯拉夫上空；包括肖斯塔克；全都安全跳伞着陆；但有三个人被党卫军射杀；后者认为他们是恐怖分子。“他们根本没机会解释。” 肖斯塔克一个人设法躲藏了一个星期。他联系上铁托的游击队；他们打算帮他逃亡。但他运气不好。他们在一个农舍停留时；一个男孩跑去告诉了为德国人打仗的游击队。他们在阁楼上找到肖斯塔克。得知他是美国人；就给了他一个苹果。肖斯塔克说俄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很像。塞尔维亚人说；他们不打美国人；他们要打的是共产主义者。具有讽刺的意味是；肖斯塔克的家人离开俄罗斯就是为了逃离共产主义者。就像他所说的：“在这场无序的战争中；你真是很难说清谁是谁一头的。” 最终肖斯塔克被带到法兰克福；在那儿受到审讯。最先审问的德国人来自底特律；曾经是一个旧车推销员。当时是 1944年中期；肖斯塔克解释说：“他那时知道战争失败了；因此给我一些茶和饼干。”德国人其实是希望能让肖斯塔克松口；“但他运气不好；我在第四次任务时就被击落；什么也不知道”。肖斯塔克被送到第三空军战俘营。这是一个大的战俘营。在肖斯塔克去之前；里面的战俘曾经挖了一条地道；大概有六个人从那儿爬出去逃跑了；但他们运气不好；大部分被德国人抓住带回来；在其他战俘面前被射杀。因此他们不再挖地道了。对肖斯塔克而言；除了打牌；盼着下顿饭；等待战争结束；没有什么可干的。 因为德国人尊重军阶；肖斯塔克少尉和其他军官比起一般士兵有“一点点轻松时光”。军官不用干活。俘虏的营房分12排；每排12个铺———四张三层的床。肖斯塔克所在的营房有144个人；营房一头是炉子；另一头是一个冷水龙头。龙头是卫生设施。营房外有公共厕所；但战俘必须得到卫兵允许才能去。 食品配额非常可怜。面包明显是由锯屑制成；而且每个人只有一片。卫兵把食物放在营房门外地上。德国人还分发咖啡；但据肖斯塔克说；那是由刚长出来的橡树果子制成的。每个星期一次；如果他幸运的话；能得到一片马肉。偶尔战俘会收到红十字会的食品包裹。但第三空军战俘营旁边是一个俄国战俘分队———如果美国人觉得他们处境不好的话；最好让他们去看看俄国人；就知道什么叫悲惨了。因此；他们会打开红十字会包裹；把一半的食物扔过防护网；送给俄国人。 红十字会也会送来香烟；这“制造了一个交换食品的商品世界”。德国人会用一切东西来交换美国人的香烟。战俘有一个收音机；藏在锡罐里；这让他们知道外界发生的事。他们主要想知道的是；盟军离他们的战俘营还有多远？1945年4月29日；他们刚刚被解放；在收音机里听到了美军广播网的广播。他们首先听到的是一首流行歌曲；《不要把我关起来》。想到在这里已经将近一年；肖斯塔克觉得这“有些滑稽”。 肖斯塔克最后的判断是：“战争是可怕的事；告诉你战争不是如此的人；大概是在堪萨斯中部某地做后勤的某个军士；对于战争毫无概念。”就他所知；“它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最后他说：“我爱我的机组；而且那是我所爱的一切。战争不是令人愉悦的体验。”几十年后；他爱看战争电影；他妻子问他；既然如此憎恶战争；怎么还要这样。“我解释说；看电影时；你没有被击中的危险；可以专注于故事情节；不用担心一个弹片会穿过你的挡风玻璃。” 741中队有12架B…24以及23个机组。这意味着有46名飞行员或副驾驶；此外还有五十多个军官。麦高文报到时；许多人已经投入战斗；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则等待投入战斗。无论他们是何种情况；每个人都明白被击落或者被迫跳伞的危险；也知道发生致命事故的可能性离他们多么近。死亡或者被俘的可能性围绕着这些年轻人。 无论是在军官还是士兵俱乐部；新来的人都会静静地坐在那儿；听完成任务归来的老兵们谈话。麦高文努力听着；听到不少怎样在战斗中驾驶B…24的忠告。谈话涉及什么事情发生了；飞机如何操作；德国人的防空炮火怎样；以及其他的细节。他们总是争论有多少降落伞从坠毁的飞机上飞出；但不说谁出来了而谁没有出来。他们假设降落伞打开就意味着人安全落地；但他们对于此人是否逃出并在回意大利的路上；是否已经成为战俘；或者是否在地面上被杀死；一无所知。肖斯塔克的名字从来没有在谈话中出现过。 梅尔·藤哈肯军士；455轰炸大队的一名无线电操作员；记得这些谈话既有启发性又很可怕。它不像一场测验或者橄榄球、篮球比赛后年轻人的谈话。“这里没有对个人成就的自豪之情；或者对战绩的互相比较、吹嘘”；而且；“没有人嘲笑那些还未参战的人（如藤哈肯、麦高文和其他刚来的人）；因为大家知道明天或者后天他们就要参战”。藤哈肯还注意到：“那些完成34次任务的人没有表现得兴高采烈。”因为他们都记得“在第35次任务中死去的那个人”。没有人说话是为了出风头。大家交流经验只是因为更好地运用技术和战术将会提高生存机会。 藤哈肯军士和其他两个机组一起到达切里尼奥拉。其中一个机组先去执行任务。任务时间很长。他们的飞机安全归来；但被防空炮火在机翼和机身上打了几个洞。那天傍晚；做完任务后的询问之后；他们离群索居；不想说话。“他们觉得以后讨论这些感觉会更好；或许是我们都完成几次战斗任务之后。”对于藤哈肯及其机组成员而言；“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恢复曾有的乐观、兴致勃勃及其正常个性”。 一天后；第二个机组执行他们的初次任务。两小时后飞机飞回基地。突然；在一排排的帐篷中间；黑暗中出现了一个射手；喘着粗气；降落伞一半收在手臂上；一半拖在地上。他吓坏了。他想知道机组中的其他人在哪儿。得知没人知道后；他解释说；他们的B…24在目标上空被击中；他无法估计伤害程度；但说他的飞行员把飞机开到机场；在空中转圈；测试控制设备；并烧完剩下的燃料———迫降一架B…24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在机翼中还有油的情况下。飞行员无法确定起落装置是否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