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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乘胜追击，把《101分》、《父子关系》、《成长》和《红领巾》挨个儿给他们唱了一遍。唱《红领巾》的时候，史迪已完全进入了状态，瞪着自我陶醉的双眼，撕开喉咙尽情叫喊。我们制造的激昂声响直冲窗外。会议室的走廊里再次挤满了无法进入室内站着的同学。我们的化学老师也闻讯赶来了，站在走廊里的学生队伍中间，把手指插进嘴里，流氓一样吹着口哨为我们的演出助兴。
演出结束，校领导说有意思、有创新精神。当场拍板，允许“破茧”乐队继续存在。说自己学校有个乐队，今后与有关部门开联谊会就不用放录音伴奏带了。最后，校领导还与我们挨个握了握手，鼓励我们今后要勇敢创作，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要我们胆子再大些，把步子迈得再开些，为浓厚校园的文化艺术氛围贡献力量，同时也要我们必须严格遵守以下两点：
1。不准影响学业亦即只能在课余时间排练。
2。不准外出演出亦即只能为校服务。随后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们三个成了学校里最有头有脸的人物。每次走在路上，总会有人与我们主动打声招呼，这与见到校长时主动说声“校长好”完全不同。就连本班那几个模样不太漂亮但学习成绩却是最漂亮的女生，也一改往日的矜持，疯了似的跑到宿舍看我们排练并且敢和我们一起无所畏惧地旷课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乐不思蜀。我们深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这点儿与全球巡演还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荣誉面前，我们不骄不躁，凭借校领导的鼓励与指示，在音乐领域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相继写出了几首更加玄妙的歌曲。譬如在那首名叫《aoe》的歌曲里，我使用了最奇怪的和弦，中间还不停地加进和弦外音。史迪学会了用鼻孔发音，用鼻孔把26个汉语拼音字母挨个闷骂一遍。高个儿玩得更绝，他把鼓棒都给扔了，改用手掌拍打军鼓。鼓音由清脆变为沉闷，为史迪的闷骂增色不少。
锲而不舍使我们的人气越来越旺。在史迪故意透露了几个诸如“刘健的女朋友叫玲玲” 、“高个儿的姑妈在美国”以及“史迪最喜欢的颜色是白色、最喜欢吃的食物是牛肉拉面、最崇拜的偶像是爱因斯坦”之类的故事之后，我们的名气变得更大了并且冲出校园。市人民广播电台一位DJ慕名前来采访我们，当场就承诺为我们录制《红领巾》在电台里播放。
有了名声，但我们的口袋依旧空空。排练累了，依旧到学校对面的饭馆里赊欠牛肉面。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女生们旷课到宿舍观看我们排练偶尔拎来的一包零食。最初我们对此心怀感激，后来史迪的眼睛就开始注意女生身上那些不该他注意的地方，心里面还有了想办法挣点儿钱与某丰乳肥臀的女生在校外租间房子非法同居的打算。然而，每当面对本班那几个成绩最漂亮的女生，我们三人都像圣人一样，目不斜视地专心弹琴，谁都没有丝毫打扫她们的欲望。只是为她们的开化、不再埋头读苦书而由衷地感到高兴。
音乐上渐渐玩出了名堂，《红领巾》被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便是一个极好例证。校园之外有更多的人由此知道了“破茧”乐队。于是，那些装饰得不伦不类的酒吧开始派人到学校与我们联系，要我们去他们的酒吧演出。说客人把CD听腻了，需要乐队现场表演，报酬视演出效果而定。
我们三人为外出演出的事情犹豫了好久，最终还是冒着被校领导发现就没好果子吃的风险去了。坦率地说，我并不太情愿去酒吧之类的鬼地方。化学老师曾经说过，酒吧原本是人们用酒精反思浮华烟云的场所，结果却成了醉生梦死者的天堂。迫于生计，确切地说是迫于偿还牛肉面债以及添置音箱、效果器等等排练设备。还有就是史迪老吵着要换把贝司。他的国产贝司由于长期放在床铺下面，受潮的弦轴框木严重变形了。调准一次音要十多分钟，可弹不出一自然小节就跑调，太误事儿了。没贝司哪能行？音色不够厚重、旋律不够压抑……没压抑哪来的激情？没激情怎可以爆发？
第一部分快乐的一天这么早就降临了
我们去了酒吧，在舞台上疯狂地弹啊跳啊唱啊，用最佳的效果挣到最佳的钱。钱到手之后，我们并没有按照先前的想法去做，而是迅速挥霍一空。用史迪的说法就是“免得遭歹人打劫”。有天晚上演出过后，史迪带我们去一家通宵经营的游戏厅跟“电子高科技”赌钱。高个儿玩“赛马”、我玩“福满多”、史迪玩“三七”，不出半个小时就把当晚演出挣到的钱给输光了。当时我还想，输给“高科技”很正常，连我们都能赢的话谁还相信科学呢。
晚上外出演出不仅影响了我们的睡眠，更为严重的影响是我们茅塞顿开，开始觉得不接受教育一样可以在这个社会上有头有脸地活着。“夜总会”里那些把卡拉OK歌词唱错的中年男人，个个都是香车宝马、妻妾成群。出门就带私人保镖，前拥后簇，不比国家领导人差到哪儿去。所以，我们开始无所顾忌。从那儿以后，只要晚上外出演出，我们就不在早晨起床洗洗漱漱去教室里偷偷摸摸打瞌睡了，而是舒舒服服地躺在宿舍仰天大睡。理所当然地，我们三人的学习成绩每况愈下。
临近期末考试的一次模拟测验中，我们三人考出的总分加起来还不到一个中等成绩的分数。为此，班主任向我们发出了严厉警告，连检讨都不让我们写了。说如果期末考试还考出这样成绩的话，下学期就不要再来交学费了，呆在家里好好玩你们的音乐吧，没准儿能玩个出息出来。除了考大学，学校还能给你们带来什么？不是我小瞧你们，你们三个要是哪个考上了大学，大学还真是个养猪的地方，不仅教会了猪的坏脾气，还把猪教成了近视。
我们都觉得班主任言之有理，所以更加肆无忌惮。索性连教学楼都不再靠近，主动去酒吧、夜总会找场子演出。我们决定把钱挣得多些多些再多些，自己办所学校。规模扩大之后就把我们现在就读的这所学校给并购掉，当校长的校长。我们知道，在家乡这个小城市里折腾，注定是修不成什么正果的，也不可能挣到可以办一所学校的钱。一个酗酒的夜晚，我们三个趁着酒劲儿立下盟约，信誓旦旦，说下个学期必定把学费交给火车站售票员，买张车票到首都北京混去。
我们不但在白纸上写下“如有反悔怎么怎么”的毒咒，各自还蘸着红墨水按下了血淋淋的手印。至今我仍记得那份盟约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写的：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寻找光明。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期末考试快要到来之际，我们三个闷在宿舍里研究作弊技术。其实交白卷监考老师也会让我们走出考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交白卷，这该多伤人民教师那颗刚直不阿的博爱之心啊。史迪提议说，别偷偷摸摸作弊了，干脆在每门功课的试卷背后写一首咱们的歌交上去得了，光明正大。证明咱们没有在学校里虚度光阴，没辜负老师对我们孜孜不倦的培养。
我和高个儿一致赞赏史迪的智慧，决定就这么干了，可有些事情总是令我们措手不及。
考试还没到来之前，由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三张醒目的布告贴在了教学楼面朝阳光的那扇墙壁上。我们三个就这样被学校以“勒令退学”的名义给解雇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被学校强迫终止学业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我们实在是没想到，快乐的一天这么早就降临了。
第一部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破茧”乐队随着我们被学校解雇而自动解散，我们三人各回各家。我和史迪的父母并没怎么闹腾，退就退吧。反正学校的功能挺单一的，除了教书育人之外就是招生与退学了。高个儿的母亲倒是没完没了。先是跑到学校替儿子求情，请求校领导给儿子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校领导不是有求必应的观音菩萨。即使是观音菩萨，你也得焚香燃纸才能紫气东来平安吉祥呀。央求未果，高个儿的母亲很不心甘，到我和史迪家分别去了一趟，要我们父母到学校给佛爷烧香，还说是我和史迪毁了他儿子的美好前程。如果我们父母有这兴趣的话，还用她找上门来？
高个儿的母亲到我家那天，刚好老爷子不在家。她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