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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的规模，应是常数。它反映的是春秋晚期的战争规模：兵车分两种，各1000辆；士兵皆带甲，有10万人。这个数字，比起春秋早、中期的车千乘、人三军（约37500人），当然要大，车翻番，兵员增加更多。过去，辨伪学家说，春秋不可能有车两千、士十万，恐怕是低估了当时的水平。《孙子》的话，不一定是夸大。
讲兵法，这个背景知识很重要，我想多说几句。
研究中国古代战争，战争规模很重要。我们都知道，18世纪以前的欧洲，很少有10万人以上参战。我国不一样，早在春秋晚期，10万就不算啥，只是平均水平。战国时期，规模更大。当时的子书，常有“万乘之主、千乘之君”的说法（见《庄子·渔父》、《韩非子》的《爱臣》、《备内》）。战国早期，我们不太清楚，估计与春秋晚期接近，很多国家，兵力还在10万以下。比如三家分晋后的魏国，战国早期是第一强国，名将吴起，事魏文侯、魏武侯，他的理想，就是“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吴子·励士》）。但战国中期，特别是晚期，情况大变。前303—前301年，齐、魏、韩攻楚，败楚于垂沙。前300—前296年，赵攻中山，灭中山。这两次战役，都出动了20万人。当时，七大国都有几十万军队，秦国甚至有上百万的军队。伊阙之战（前293年），白起破韩、魏，斩首24万；鄢之战（前279年），白起引水灌城，淹死楚国军民数十万；华阳之战（前273年），白起破赵、魏，斩首15万；长平之战（前260年），白起坑赵降卒40万。光是这四大战役，就杀人上百万人之多。我们估计，山东六国，兵力不如秦国，平均水平也在50万左右。全部加起来，约有400万。当时，国土没现在大，人口没现在多，军队却如此庞大，死伤却如此惨烈，完全是“世界大战”的水平。我国兵法发达，这是基本背景。
兵法是用流血的经验换来的。
第四讲 作战第二作战第二（4）
上面这段话，我们应该做一点解释。我们先谈《孙子》的车制和乘法。这里提到两种战车。“驰车”一词，古书少见，似乎只见于《管子·七臣七主》、《孙子》佚文（《通典》卷一五九引“吴王孙武九地问”佚文）和《吴子·励士》。从字面含义看，是一种比较轻便，利于驰击的战车。“革车”，古书多见，《左传》、《公羊传》、《周礼》、《礼记》、《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很多古书都有这个词。汉唐旧注，都说革车是兵车，这点不会错。如据孟子说，武王克商，就是用这种车（《孟子·尽心下》）。从字面含义看，革车可能是一种蒙皮的战车。如郭璞就认为革车是皮轩，即一种蒙虎皮的战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这两种战车，革车的名称更古老，当是本来意义上的战车，但汉代已不大听说，宋以来的革车是复古之作，与此无关。驰车是长毂车，是改进过的新型战车。驰车轻便，利于攻；革车笨重，利于守，各有各的用途。
这段话，曹注的解释并不对。他注这一段，影宋本《魏武帝注》和宋本《十一家注》不同，古书引用也不同，有些错字，我在《〈孙子〉古本研究》中做过整理。他说，驰车是轻车，革车是重车。如果前者是轻型战车，后者是重型战车，这个说法可以接受。但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的说法，是出自《司马法》，不是今本，而是佚文。他是把驰车当《司马法》的“轻车”，革车当《司马法》的“重车”。“轻车”，古书多见，例如《左传》、《周礼》、《管子》、《司马法》、《六韬》都有这个词，《孙子·行军》和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也有，汉代或更晚，还在用。重车，是辎车，也简称辎或重。辎车、辎重或辎、重，古书也多见，汉代或更晚，还在用。我们不应忽略的是，《司马法》的车，轻车是战车，重车是辎重车，后者也叫“辎辇”（简称“辇”，夏称“余车”，殷称“胡奴车”）。古书中的驰车、轻车、革车都是马拉的战车，用以载人；重车是牛拉的辎重车，用以载兵器、衣装、粮秣。革车绝不是重车。
中国古代的军用车辆分两大类。一类是马车，一类是牛车。马车，通常用四匹马拉，四马驾一乘，称为一驷或一乘，只载人，不拉货，跑得快。比如这里讲的“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就都是马拉的战车。牛车，通常用一头牛拉，专负重，不载人，走得慢。比如本篇下文的“丘牛大车”，就是后一种。前者叫小车，后者叫大车。《论语·为政》说“大车无，小车无”，包咸注：“大车，牛车。”“小车，驷马车也。”邢昺疏：“云‘小车驷马车’者，《考工记》兵车、田车、乘车也，皆驾驷马，故曰驷马车也。”驷马车，不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