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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朝廷重视军事，是被逼无奈。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称帝，从此边患无穷，才出现“士大夫人人言兵”的局面，宋代注解《孙子》的，很多都是那时的文臣（《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庆历三年（1043年），立武学，刻《武经总要》，也是针对边患。立武学属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当时，文臣捣乱，说学学古名将就得了，何必读兵书，故武学三个月就被撤销。《武经总要》是曾公亮和丁度编的，他们也是文臣。
宋神宗于熙宁五年（1072年）再立武学，是第二遍。《武经七书》就是武学的教本。宋神宗元丰三年到六年（1080—1083年），朱服、何去非奉命校刻《武经七书》，他们也是文臣。当时，武学归国子监管。朱服是国子司业，相当于今教育部的副部长。何去非是武学博士，相当于今军事科学院的教授。何去非写《何博士备论》，是讲当时的“政治挂帅”，深得苏轼赏识，但他并不安于本职工作，两次请苏轼上书，推荐他转文职。宋以来，文人在武人之上，武举和文举没法比。文人谈兵，注重治兵，讲来讲去，无非是士兵要听将领的话，将领要听天子的话，一切命令听指挥。当时，刻《武经》，立武举，是模仿读书人。但骂《孙子》无用、兵书无用的也是读书人。军人不读书是不行了，但兵书和打仗脱节是大问题。打仗是一回事，武器、制度、训练，是新一套；读书是又一回事，完全是古典。真的打起来，大主意是皇上和皇上身边的人拿，没人管兵书怎么讲。当时打败仗，责任在皇上和文臣，不在军人。苏洵讲治兵，说带兵打仗有什么难，不过如“贱丈夫”管下人、丫环、小老婆（《嘉祐集》），苏轼讥评孙武，也说“天子之兵，天下之势，武未及也”（《苏轼集》卷四二《孙武论下》），都说丘八不懂政治。但政治是文人搞坏的。
文人批评武人，喜欢拿三代王者之兵、春秋霸者之兵压战国兵家，拿《司马法》压《孙子兵法》。这是典型的宋代偏见。后世怀疑《孙子》，这类批评是源头。
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有所谓熙宁新政，立武学，刻武经，都在这一段。苏洵、苏轼和何去非，都属于反对派。他们的议论，他们的怀疑，可能和政治斗争有关。背景复杂，值得研究。
这是历史上的情况。
下面，我再讲一下现在的风气，看看我们现在是怎么读《孙子》。
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孙子兵法》和应用研究
什么叫“应用研究”？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出版的《孙子兵法大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七册的第一部分，即杨善群主编的《拓展借鉴》。这里面，政治统御、商业竞争、企业管理、金融投资、外交艺术、教育教学、科技创新、卫生医疗、体育竞技、积极人生，真是应有尽有。但当今所谓“应用”，主要还是赚钱。兵法可以赚钱，以前想不到。现在读《孙子》，这是主流。
现在的读者，圈子比以前大，军人以外的读者，数量激增。现在不打仗，但他们比军人还讲用。特别是商人，特别是一般民众。《孙子》普及，大家都来读，当然是好事，但糟糕的是，它被滥用。大家放着原书不读，光讲用，想起一出是一出。什么股市搏击大全，情场决胜指南，简直成了狗皮膏药、万金油。大家都是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像林彪说的。那劲头就像古人说的用《春秋》断狱，用《河渠书》打井。我不喜欢这一套。这是军人读《孙子》的现代变形。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坏了。
商场如战场，大家挂在嘴边，常说。用《孙子兵法》做买卖、管员工，很时髦。1984年，有三个中国人，李世俊、杨先举、覃家瑞，他们合编了一本书，《〈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据说，用《孙子兵法》讲企业管理，这在我国是头一部。但在日本，这类学问早有，上世纪50年代就有。
我记得，十五年前，有个日本商人，叫服部千春，来中国宣传他的研究。《孙子兵法》研究会的头两次会议，第一届（山东惠民，1989年）和第二届（北京，1990年），他出过钱，领导接见合影，他总是站在中间。据说，他的员工，每天上班，先要背《孙子兵法》。第一次会，在山东。山东特产是圣人。他到山东，先拜孔子，再拜孙子。孙子的老家在哪儿？好几个地方在抢。他是在惠民拜孙子。会上，主持人说，我们听说，您是靠《孙子兵法》赚的钱，您能给大家讲讲您是怎么用《孙子兵法》赚的钱吗？他说，对不起，这是商业秘密，不能讲。
日本尚武。二次大战，日本战败，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把武士精神用在商业上，是再自然不过。日本最早提倡这类研究的人，很多都是前“日本鬼子”。大桥武夫是前陆军中佐和东部军的参谋，武冈淳彦是前陆军中将。他们都是放下屠刀，马上赚钱。这种活学活用很可笑，但影响非常大。因为中国也无仗可打。改革开放，我们也是全民经商，做买卖的风气很浓。老板办班，《孙子兵法》是热门话题。有人起哄，说什么全世界都在学《孙子》，这是潮流，《孙子》出在咱们中国，但“《孙子》学”在人家日本，日本已经抢在前头了，欧美也在跟着学，咱们不学，那可就晚了……
《孙子》热，除经商本身，还有个热点，是阴谋诡计。这个热点和前者也有关。很多人把《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搁一块儿读，摊书和电视都跟着炒。有一次，给老板上课（北京大学哲学系安排的），我讲半天，他们坐不住，问我为什么还不进入正题。我说，什么是正题？他们说，《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是什么关系。我说，一个两千年前，一个两千年后，没什么关系，“借刀杀人”、“趁火打劫”、“无中生有”、“笑里藏刀”、“顺手牵羊”、“浑水摸鱼”、“偷梁换柱”、“指桑骂槐”，这些还要我教吗，满地的奸商都会。
这是现在的风气。
大家说，《孙子》有用，有大用，背景是什么？我看，主要是受两大神话启发。
一大神话是，美国是靠《孙子兵法》打胜仗。美国打胜仗，不是韩战，不是越战，而是两次伊拉克战争。我在《读〈剑桥战争史〉》中讲过，这是自我欺骗、自我麻醉。我们的电影，经常绘声绘色，借别人的嘴，说自己的话。如西洋女爱中国郎，惨遭拒绝，对方问为什么？他说，你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感情。还有演日本人，也是替他们忏悔，替他们谢罪，替他们自己骂自己，鼻涕眼泪一大把。这不是瞎掰？人家美国打胜仗，道理很简单，主要还是靠国力军力高科技，石头砸鸡蛋。人手一本读《孙子》，乃子虚乌有，全是咱们自欺欺人编出来的。
还有一大神话，日本是靠《孙子兵法》发的财。这也是胡说八道。战后的日本，作为战败国，无仗可打，美国也不让它打，英雄无用武之地，武士精神，只能用来做买卖，他们扎堆抱团的团队精神、咬牙跺脚的奋斗精神，还有模仿家长制，把老板当爸爸的管理学，都是来自日本文化，而非《孙子兵法》。欧美发财是靠抢亚非拉，日本发财是靠打中国。就算起死回生，日本的起飞是新一轮，那也是靠美国，韩战越战，发战争财。亚洲四小龙，是靠孔子发的财，这是神话；靠孙子发的财，也是神话。我国讲《孙子兵法》与企业文化，什么都挂上《孙子兵法》，风从日本来。
电视上，做买卖的喜欢说，我是儒商。我是山西人。晋商，钱庄、票号、国际贸易，很有名。大家说，这就是儒商。宋以来，有泛儒主义，什么都爱挂个儒字，将有儒将、医有儒医。所谓儒将、儒医，毫无标准，儒只是包装。中国传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看不起搞技术的、做买卖的，贴上个儒字，马上显得很有文化，很有道德。
上述应用研究，打《孙子》旗号，颇有类似性。
它让我想起了关老爷。
中国的文圣人是孔子，武圣人该谁当，本来有很多人选，太公、孙子、诸葛亮，哪个都比他合适，但宋以来，特别是明末清初，不知是哪股邪乎劲儿，大家非把文武皆非一流的关老爷拖出来，前面搁本书，后面戳把刀，让周仓替他拄着，“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