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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弹劾胜保的奏章，京内京外，不计其数，归纳起来，不外“冒功侵饷，渔色害民”八个大字，胜保的好色是有名的，随军的侍妾有三十多个，最得宠的一个是洪杨“英王”陈玉成的妻子，此外军行所经，强占民妇，更是不足为奇的事。
他的侵饷也是有名的。那时的军饷，多靠比较平靖的各省支援，称为“协饷”，某省解某省若干，朝廷规定了数目，但各自为政，实际上协饷的多寡迟速，要看封疆大吏与钦差大臣间的私人交情。胜保骄恣狂妄，与各省督抚，多不和睦，所以协饷常不能按时收到，偶然有一笔款子到了，他百事不问，信手挥霍个够，多下的才拨归军用。一次官军在同州遇伏大败，死伤枕藉，一个姓雷的带兵官，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要他发钱抚恤，但实在没有钱，以致他的受伤的部下，睡在辕门外呻吟彻夜。治军如此，他的部下，早就离心离德了。
如果说胜保还有长处，那就是因为他自己颇知翰墨，所以爱才重士。当然，肯在胜保军营中当文案的，也不会是什么洁身自好之士。没有一个洁身自好的读书人，愿意跟他一起趟浑水，更没有一个敦品励行的读书人，能够眼看他在军营中的一切作为而无动于衷。不过，京中的一些名士，以及有才气的军机章京，因为路隔得远，见闻不真，所以还很有几个看重他的。在他初入陕时，一方面有人劾奏，一方面由于他动辄以“汉周亚夫”如何如何的话入奏，慈禧太后对他已深为不满，但顾念他在诛肃顺的一重公案中立过大功，所以还想放他一个实缺。这时便有军机章京写信告诉他，叫他最近少上奏折，因为恭王已经跟两宫太后回奏过，准备就陕甘总督或者陕西巡抚这两个缺，挑一个给他。如果他依旧在奏折中大放厥词，触怒了“上头”，事情会有变化。
这封信递到西安，胜保正与他的文案们在大谈风月，拆信一看，毫不在乎地传示文案，不作表示。这样等了几天，没有消息，他沉不住气了。
“事恐有变！”他的上奏折自炫文采的瘾头又发作了，“不得不剖陈利害，催一催。”
“何苦，何苦，大帅且再等一等！”所有看过军机章京来信的文案，都认为他此举异常不智，交口相劝。但胜保不听，自己动手拟了一道奏折，立刻以四百里加紧，发了出去。
这道奏折上说，凡是带兵剿匪，如果不是本省大吏，则呼应不灵，并列举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浙江巡抚左宗棠作为例证，他们都是以本省的地方长官，主持本省的军务，所以事半而功倍。接着说到他自己，是“以客官办西北军务”，无论粮饷也好，招兵也好，事事不能凑手，因此率直上言：“若欲使臣专顾西北，则非得一实缺封疆，不足集事。”
奏折到京，自然是慈禧太后先看。那时肃顺被杀，还不到一年，她对权臣的跋扈犯上，警惕特深，湘军将领屡败屡战，艰苦备尝，亦不敢作这样冒昧的陈请，僧格林沁身为国戚，威望素著，对于朝命，奉行惟谨，哪有像胜保这样子的？如果不及时制裁，岂非又是一个肃顺？
于是她把他的折子留下来，第二天召见军机大臣，当面发交恭王，冷笑着说：“如果照胜保的说法，朝廷要派兵到哪一省，就先得换哪一省的督抚。你们想想看，有这个道理吗？”
恭王这时的宗旨，以求朝局平静为第一，所以对胜保还存着几分回护的心，当时还想放他一个陕西巡抚，但慈禧太后也有个坚定的宗旨，胜保的权力绝不能再增加，最好能解除兵权，另外给他一个适当的职务，作为他上年统兵入卫，到热河向肃顺示威的酬庸。
经过一番研议折冲，为了维持朝廷的威信，杜绝带兵大臣的要挟，胜保自然受到了极严厉的申斥。而在另一方面又授意前次写信给胜保的军机章京，跟他商量，如果他愿意内调，让他在兵部尚书和内务府大臣这两个职位中挑一个。要做官是当尚书，却又知道他挥霍成性，内务府大臣有许多陋规收入，勉强可以维持他的排场，所以特意为他多预算一条退路，看他自己怎么走？这样的设想，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这一道申斥的廷寄，一封善意的私函，把胜保气得暴跳如雷，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曹毓瑛：“欲缚保者，可即执付‘司败’，何庸以言为饵？惟纪辛酉间事，非保则诸公何以有今？”所谓“司败”就是“司寇”，意指刑部，他误会那封信的作用，是要先解除了他的兵权，把他骗到京师然后治罪，所以有此怒斥。而“非保则诸公何以有今日”，不仅指他统兵为辛酉政变的后盾，而且也指他所上“请太后垂帘并简近支亲王辅政”的一道奏折，这就连慈禧太后和恭王都一起骂在里头了。
这封信，曹毓瑛送了给恭王，恭王又呈上御案，慈禧太后只是微微冷笑了一声：“怪不得有人说胜保像年羹尧，果然不错！”
雍正帝杀年羹尧之前，因为得位不正，内疚神明，外则惟恐有什么清议，所以对年羹尧的笼络，到了大为失态的地步，一直被人在背地里讥议。慈禧太后和恭王自然不会蹈此覆辙，要杀胜保，另有布置。
恭王与文祥、曹毓瑛等人统筹全局，反复研究的结果，作了解除胜保兵权的最后准备，但还存着期望他有所警悟、立功自新的心，所以洋洋千言，指授方略的廷寄，几乎每日递到军前，但胜保我行我素，毫不在意。
那时回乱最烈的地区，是在同州、朝邑一带，离河洛重险的潼关，只有几十里路，而河南的大股捻匪，正在往西窜扰，万一捻回合力猛扑潼关，关系到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的安危。朝中凡是了解中原形势的人，无不忧形于色，朝廷亦不断督催胜保领兵东援。只是他不知有什么成竹在胸？安坐西安，漫不经心，而且依然作威作福，有他看不顺眼的京营将官，不是参奏降革，就是奏请撤回。恭王一看这情形，必须要采取那不得已的最后手段了。
第二章翦除悍将（2）
这最后手段，就是命令在豫西浙川的多隆阿，兼程北上，援救潼关，另外颁了一道密旨，封交多隆阿亲自开拆，遵旨行事。多隆阿原是胜保的部将，后来受知于胡林翼，骁勇善战，与鲍超齐名，合称“多鲍”。这年——同治元年四月，进克安徽庐州，洪军悍将“英王”陈玉成，投奔寿州，依附阴鸷骠悍的练总苗沛霖，恰好成就了胜保一件大功。苗沛霖与胜保有交结，看看洪军自安庆一破，大势不妙，把穷无所归的陈玉成做人情，缚送胜保大营。胜保喜不可言，一面接收了陈玉成的有国色之称的妻子，一面在奏折中大事铺张，以为陈玉成是洪军的第一勇将，既已被擒，洪军从此不足忧，意思中要亲送陈玉成入京，举行“献俘大典”。结果弄了个很大的没趣，朝廷批答，申斥他胡闹，同时命令，即在军前正法。好大喜功的胜保，大失所望，从此对朝中柄政的大臣，越发不满。
等陕西回乱一起，恭王的原意是要派多隆阿入陕，因为他远在豫西，缓不济急，才改派了胜保。这时朝旨派他兼程援救潼关，对胜保来说，自然是件很失面子的事，所以更加负气，不大理潼关这方面的战局。同时由于“甘督”、“陕抚”这两个实缺封疆，完全落空，失意之余，想到这年春天在安徽奏请“以安徽、河南两巡抚帮办军务”的花样，照样再耍一套，奏请以陕西巡抚瑛帮办军务。如果奉准，则不但陕西巡抚成了他的部属，而且权足以指挥巡抚，便成了总督的身份，可以稍稍弥补他实缺督抚不曾到手的遗憾。
可想而知的，从两宫太后到军机处，没有一个人会准他的要求，责问他道：“若以军务、地方，必须联为一气，方能剿贼，如官文、曾国藩等，以统帅而兼封圻，则僧格林沁之在豫省，未闻必以抚臣帮办。豫省官吏，尤称疲玩；僧格林沁督军，所向有功，则又何说？”从而很干脆地答复他：“所请断不准行。”不但不准，而且督催驰援同州、朝邑的语气也更严厉了！
除此以外，督催赴援的话也颇见声色了，先是议驳：“胜保督兵日久，平时自诩方略，所谓‘通盘筹划，洞悉贼情’者安在？”继而诘责：“倘或有失，该大臣自问，当得何罪？并何颜面以对天下！”终于提出警告：“该大臣务即力图补救，毋再玩忽！谓朝廷宽典之可幸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