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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昧来说几句。
开头时谈到对沈从文的“转向”有“反面”和“正面”两种理解。我最早是受到吴方的影响,他在《写作的命运》一文中对此的评语是:“敢舍”;说:“人生的轨道原没有什么一定。对文学,真诚地爱它,投身于它,又真心地离开它,可悲亦可喜。”并引了俞平伯的一段话,大意云遥指青山为归路,但走近了,空翠渐减,“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树石,憧憬既已消释了,我们遂坦然长往……”这种“浪漫主义”的、“禅味”的解说,令我一见心喜,借来作自己人生的态度,也种下了对沈从文后半生作“正面理解”的基调。
有相似看法的还有施蛰存、常风、张充和等人,都同意沈从文解放后弃文就“物”是可庆幸的、甚至是更好的选择,是一种“明道”。沈从文晚年自己的公开说法(包括在湖南和在美国的演讲),也不会完全是违心之言。
当然,政治的压力、外部形势的翻天覆地变化,以及随后种种风波际遇、个人深心的隐痛,毕竟不可以视而不见。如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引沈从文儿子沈虎雏的话,说沈解放后也曾“内心深处觉得离开文学很可惜”;他想要“归队”,但重新执笔,终于受制于客观与主观双方面而失败,反映了沈晚年的矛盾复又矛盾。还有,刊于《读书》原文的结尾:“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这个结尾很有意味,收入《人有病,天知否》时却不知为什么删了、改了)。
所以,其实我已将自己的“正面理解”有所修正。1997年9月购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后,在秋雨绵绵中作聚书录,曾以一句“雍容进退自古难”概述之,现转述如下:
沈从文解放后由一个杰出的作家变成一个文物工作者,由漂亮感人的小说散文转而成就这部科学著作,这样的“退”,若从表面看,或从文学爱好者的角度看,甚为可惜;尤其是迫于强大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改头换面、进退失据,令人叹息。
但若想深一层,从人格等方面来看,又似乎不必强代人愁。这何尝不是塞翁失马呢?不能写小说了,就放弃虚浮的文学,转而从事实实在在的、自己同样喜欢的文物工作,并一样做出了贡献,保持了士人本色,总比投闲置散,或者以为虎作伥为代价换取继续执笔的权利和风光要好。而且,就是在他自己看来,文学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放不下的东西,他本来爱的就是“生活”这部大书。他懂得舍弃,也敢于舍弃,这份认识、勇气与洒脱非一般人所能有,深为我欣赏。因此,在精神上,进退之间他自有雍容气度,为于政治潮、世俗网、名利场、文学圈中打滚者所远远不如。
可是,若再想深一层,真的无怨无悔,真的未有过夜深梦回的嗒然若失,乃至黯然神伤吗?真的那么潇洒,无碍无滞,心底毫无心结与心事吗?怕就未必了。完全的雍容从容,得失毫不系于心,那只是理想中的修行。尤其作为被迫舍弃者,至多只是随遇而安,却难以天上人间处处欣然的。
所以还是只能叹一句:雍容进退自古难。
我们外人的感受也同样复杂矛盾,就像汪曾祺在《沈从文转业之谜》里说到,沈在博物馆讲解的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旁人看来却“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难言;亦得亦失,得失难言。——步入冷径仍采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但又如刘以达歌中唱的:“其实你的花,跟我的花,也都叫作花”,则又花还是花、人还是“人”。既难言,则惟有存一份怀念的心情了——
“念兹”。
对于沈从文其人其作的感想,要说的当然不止这么一点。沈从文,是我的挚爱。对他,我自问是用心的:读他的书和文章、关于他的书和文章,载录他的资料,甚至还对他作品单篇和结集的出处、出版、版本等,下过些笨工夫,费了些时日好好梳理过——哪怕我也明知这种“个人考证”没什么价值、很无聊,但,正如我1996年11月那次整理时给自己的最大一个理由:“因为他是沈从文。”仅这个原因就够了。
然而,我之前还从未公开谈过沈从文。不仅是因为他的丰富、复杂,自知肤浅而无处下手,也怕轻率发言轻慢了心爱;还因为,沈从文是我的“私人证物”。这样与自己生命深切相关的“大爱”、“大美”,是难以言说的,尤其公开示人。——恰巧,得此《沈从文晚年口述》后不久,与一位旧友重新联系上,这个对我的“沈从文故事”和“张爱玲故事”都了解的“知情人”,说到我当年的往事:“大家比较普遍的感觉应该是惋惜,因为先前已经惯看那个诗意美好的景观了。”我回答说对,“诗意美好”,沈从文那样的“诗意美好”;而诗,乃是至高无上的境界,所以才会事过那么多年,竟还总不敢轻易触碰……
可是,刚好购此书还有另一样凑巧,向别人打开过一个话头;所以现在索性借着读时的苍凉情绪,来轻轻触碰一下这“沈从文心事”吧——
是购书前一天的立冬,与一位新认识的编辑朋友会面。聊天中谈到香港平庸影视中不时会有击心的细节,我举的其中一个例子是罗嘉良演的某部电视剧:他准备追求一个女子,请她上自己家作客前,先把旧女友留下的柜子用速递送走。其实她来到也未必会留意那柜子,就算问起也可以大方对答或瞒过去;就算要送走也犯不着花钱速递。但我完全能理解,这样一种整理自己、打扫生命的心情。不惜尽快砍去旧我的一段痕迹,但并不是为了迎接和讨好新欢,只是开始新生活而对自己的交代。这样带痛的狠心,我也曾经历,深能领会。然后,当他把家中收拾得停停当当,烧好了菜,却忽然,那女子说不来了。这是婉拒,但他微笑地说:不要紧。放下电话,他关掉音乐,坐在漂亮而孤单的家中,这个英明神武、英俊倜傥的年轻干探,慢慢在沙发上颓然躺下……复述着这个情节,我忍不住交浅言深地告诉对方:当时我独自在家看完这一段,是如何的伤感。
看这场戏,就发生在上述7年前、1996年11月那次整理沈从文资料工作的中间。接下来的,我没有说,现把当时笔记那段“题外话”的后半抄录过来:
电视剧播完,我关了日光灯,亮了孤独的台灯——由一片白变成一朵静静呆在一角的黄。走过那光亮照不到的黑暗,空空一屋,披上外套(秋凉了),走回书房。听久违的李国祥那些蓝夜旧歌:“寂寞任意洒下”,“心倦”。我没这么严重。
只是在孤黄一灯下、光与暗的黑夜边缘,静静抽一根烟,对着两本旧书:《从文自传》、《神巫之爱——沈从文早期作品选》。
大学时买的《神巫之爱》并没有读,那时好像只读过《边城》,因为沈从文并不是当时我倾心的作家。比我更早认识、更早喜爱沈从文的自有人在。那篇毕业论文所写,具体内容已忘了,只记得确乎满纸水气。至于曾送我的《从文自传》,早已转送了人,毕竟,那是“事后”之书。
“再点一根香烟,代替新的开始。”李国祥的歌。罗嘉良的电视剧。沈从文的书。静夜孤灯下,惆怅不能自已,又想起也斯那首《乐海崖的月亮》:
“凉风从天边吹起了。”
“只有文字是我们的旧相识。”
应该解释一下:《从文自传》,1991年9月,把沈从文介绍进我生命的人主动买了一本送我,但我同时已托人代购,遂将前者转送好友周生。我明白送我是一种纪念和好意:即使相别去,也愿好的留着。但,大学时的赠书我会一直珍藏,因为可以重温欢愉共行的美好岁月,这后来才至的《从文自传》,却正记录着当时的离散,对之情何以堪!——十多年了,这样处理的原由,我从未告诉得书的周生(好像要偷偷把一种不忍睹的伤心转交他去帮我保管),更别说最先送书的人了。如果你们偶然刚好看到这些文字,希望可以原谅我怪诞背后的心事,就像我理解送走柜子的罗嘉良。
现在重提这往事、哪怕仅是重看这则笔记(无数伤心的往事和笔记之一而已),我仍会有温瑞安写的“只觉天地间无穷遗恨一一涌来”那样的感觉。——陈香梅回忆录《陈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