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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正经我也正经，坐而论道，那么我要说，这沉浮之间就难免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见得在这些文字中展其鸿鹄之志，又失却了以前文章的水平，集内像《鸣凤款步走出月亮门》那样的佳作，寥寥无几。
“诗词古文打底是成长的养分，更是人生文化品味情趣之所自；但真正足以构成实学的，毕竟不是清风明月。”（《书房阶前的花影》）这话说得真有见识。可是清风明月固难，实学之道也大不易，董桥要在这些英华沉浮录中展示他语言文字的实学，但至少有两处是我不能同意的：一是《剪掉刘雪湖的墨梅》中说，香港要为殉职的老师建亭纪念，亭名有“敬师亭”、“春风亭”等提议，有人嫌其不够内敛含蓄，引《红楼梦》的“泻玉亭”作对比，上升到批评香港敬师之拙，是文化被野火烧掉了。（按：所纪念的老师，是为救学生而被山火烧死。）董桥对此大表赞同。然而，现实社会到底与大观园不同，“泻玉”当在文人雅士成堆的红楼，“春风”则适宜公众，因为这名字不深不浅，正是合适。公共建筑取名如太深奥，那就迂了。二是《诚诚朴朴的读书人》，记前港督卫奕信在一条郊野公园径启用典礼上的讲话：“非常高兴，因为本来有一个希望，希望能有这么一条路在这山地上；今天看到了实际有这条路，感到非常高兴！”董桥赞卫氏诚朴，深合我心；但接着又评论：“最难得是（卫氏）懂得叠着用‘希望’，既有力又有韵味。”这“懂得”二字却不自觉地流露了董桥的文化贵族心态，这种赞扬背后的高高在上气味殊不可取。叠着用“希望”和“非常高兴”，这不是卫氏“懂得”语言文字之道，而恰恰见出他那种没有文人气的“诚诚朴朴”。
这两个例子说明，因了存一番大志，把其“实学”去硬套“社会现象”和“肉做人心”，有时就会失之于书生气太重，“似可不必”。
大志是好的，我佩服；实学更是好的，我尊重。我极同意前引其关于情趣与实学的恰当位置的那两句话，情趣到底是枝枝节节的小道。然而第一，一向反对大志的董桥这回也要高瞻远瞩胸怀大志起来，叫人多少有点别扭；第二，董桥的长处在于清风明月，及从中透露的通达见识，从而写出一手好文章，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要比“实学”大（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舍长取短，为芝麻失西瓜（对他自己而言），未免可惜。
当然问题也可能出在我自己身上。《“我看着舒服”》中引一趣事：老舍喜收小古董，不计破烂，但求喜欢。郑振铎看了其藏品后说：“全该扔。”老舍回了一句：“我看着舒服。”两人相视大笑。——我看重董桥的好文章、好见识、清风明月，轻其大志与实学，就有点像老舍了：自己眼力浅拙，不识好歹，只图看着舒服。“人间是匪窟贼窝，夜色渐渐深沉。……所以，开心的时候且尽情开心。我们都要宽容，要慷慨，要体贴，要好心。在这个沾亲带故的小世界里，乐趣当然是要有的：可口的饮食，温柔的微笑，茂盛的果树，还有翩翩跹跹的几曲圆舞。”《吴霭仪的信笺》中引了吴印在信笺上的这段一部电影里的话。我自叹不学无术，欣赏的就只是这些东西，而不像董桥还要“与吴霭仪商量语文训练之策”、“深刻体会两种文化”。这实在辜负了董桥的苦心。
不过，“不贤识小”也自有好处，是因此而仍能保持对董桥的喜欢。前面说的，如果算是对他的批评，那只是因为跟他较起真来，大家都说正经话而已。若用我“不贤”的本心、“识小”的本来眼光观之，则这些小文章是好看的，“寂寂寥寥无个事，满船风雨满船花”。（《文章不长皱纹》所引前人句。）是消闲解闷的好东西，我就是购后即从杭州飞回广州的夜机上开始一路看来，零零碎碎的消遣。（这其中的知识我也是汲取的，不过仍是抱着闲中得之的心态，而不是悬了求实学于这些文章中的目的、正襟危坐地去拜读。）
“以小见大，举重若轻”，“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一滴水反映大海”，“随手拈草叶，作剑可杀人”……这是做事情的乃至人生的至境，值得追求。董桥这些专栏文字似存此心。幸亏他“打底”的“养分”丰厚，七宝楼台虽建不成，杂锦碎彩，依然琳琅可赏，足比一般愚匠经营的空空洞洞的商品房养眼怡神！
1997年12月
《博览一夜书》
因读上书后评价不高，当董桥的“英华沉浮录”全部10册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引进，更名为“语文小品录”系列，收入“万象书坊”丛书于1999年1月出版后，我便不想全要，只请周生代买两本以存其貌——我当时未与这套书照面，看过广告后私下属意其中说出我心事和心意的两个书名：《人道是伤春悲秋不长进》、《天气是文字的颜色》。而周生为我挑的恰恰是这两册，令我十分惊喜。如此相契（他喜欢我也喜欢）和知心（他知道我喜欢），大可感念。
1999年8月得之。书的装帧一般，但小巧的开本很可人，正足一握，闲闲看来。已另撰《但求一聚，桥边凉亭》记其读后感。
到2003年立春次日，与周生逛书店，于五折架上见此“语文小品录”另一本《博览一夜书》，以价廉不妨多收。其咬文嚼字的主题内容我始终不特别感兴趣，而另一些文字则被辽教社删节（董桥并不仅是只懂谈风月的风雅名士、掉书袋的酸迂文人，删去的自是其另一面）；剩下来只有间中的品藻人物、介绍书事，并带出他自己情怀、见解的琐琐闲笔为我爱看，虽是细碎漫谈，亦足养兴味，长见识，消长夜，悦心目。
比如关于我前不久才重新认识的金性尧，《读金性尧史评漫兴》一文中引了扬之水为金著《饮河集》作的《跋》数语，谓金性尧文章“不以文采胜，亦非以材料见长，最教人喜欢的，是平和与通达”；董桥表示赞同之余，进而指出金氏做到这点，“靠的是他的见识和情味。”我也深表同意。
董桥自己亦有此数端好处。如《“老先生高论极是”》谈到自己与书相系的一生，有谓：“说书痴、书缘、书话，那是清闲岁月中的风雅情事，有固甚佳，无也何妨”，便是他一向为我欣赏的通达见识，“高论极是”。
这样以细微体贴的心地、敏锐的眼光而道人所未道者，还有《译事漫议》中说到周作人译的《如梦记》。他“老实说”“还是比较喜欢”周的译注，至于译文本身，“有的地方大见文采，有的地方笔力却弱了”。——对知堂的译笔提这样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一家言。
但有一处，我深有同感却捉摸不准董桥自己的意思。《给〈雅舍小品〉增肥》，引梁实秋《出了象牙之塔》一文：“早已到了该出‘象牙之塔’的年龄的人，偏偏有些位还不出来，还在里面流连迷恋着！还想把所有的人都往这塔里招！”董桥说：“这样的立论我是同意的，这样的‘文艺中年’现在也还有，但是，我不觉得这种现象值得梁先生花大气力去写。”——为什么不值得写？董桥这样说，究竟是对“文艺中年”的好意还是轻视？好教我这自嘲又自爱的“文艺中年”猜想！
而全书最足欣快的是读到书后的总跋。这才知道，此书除了与已得的另两本是同一个朋友、同一间书店（周生所赠也是在此买的）之凑巧外，还有一样恰好：却说当初让周生帮我选购，要求之一是要有全书序跋说明，他说本本都有（所以最后就随他做主了）；周生指的是每本书前都有辽教社的《作者简介》、《出版说明》，以及董桥的自序，但这本《博览一夜书》却有其他诸册所不备的《〈英华沉浮录〉跋语》——原来折价书堆中这唯一一本，正好是全套书最后的第十册。无意中得遂本意，诸种巧合、缘份齐集其中，虽是旧版小书，也足为新年迎春的佳物之一了。而这“跋语”中关于“既有旧时月色的影子，也有现代人事的足迹”的总结，还让我找到董桥情意所系一以贯之的证明，写入了《时时刻刻，总是从前》。
个人的“旧时月色”，在写作《时时刻刻，总是从前》前后屡屡重临、遥遥轻触，低徊不能置之。可是，正像朋友劝说的，董桥在此书中同样有一番劝戒。
那是《说得体》一篇，谈做文章、做人要得体（另《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也涉此话题，所引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