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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360元买了一块两亩地大、带三间房屋、有成片柏树的坟地，先后用来葬了幼女、侄儿、母亲和妻子——这“是很可纪念的事”，“是我学希腊文的好纪念了”。（《知堂回想录》之《学希腊文》、《北大感旧录（七）•；胡适之》、《北大的南迁》）所谓“一点点的礼物捎着个大大的人情”，看来还可再用上一次，这笔稿费也是这样一份礼物了。
关于本书的出版，止庵那句交代是通行的说法，手头多种资料均记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1月初版。但当事人的记忆却与之有出入：《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称，此书1932年译成，“第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一开头就说：“1933年，我从雅典回国，见到周启明译的《希腊拟曲》（商务版）……”上节提到我给谷林先生的信，当时也一并说到这个问题，看来似乎也只能用谷林先生那句话来解释了：“文学家的回忆录不能抵充正史里的纪传。”——虽则作出同一回忆的有两个文学家。
顺便插一句，钟叔河编的《知堂书话（增订重编本）》（海南1997年7月初版）在收入本书《例言》时注释说是刊于1935年版，实际上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载，1934年的初版是已有此《例言》的。
周作人对初版的版式（25开）不满意，说因内容不多，“印本又是小字大本，所以更显得戋戋小册了”，“版式不佳，细字长行大页，很不成样子”（《知堂回想录》之《北大的南迁》、《拾遗（巳）》）。但现在我们看到今版32开本，到底是太一般化的统一面目，反而有点怀念周作人那时的多样化，包括他不喜欢的长行大页的25开本。
周作人等第11节 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4）
关于《全译伊索寓言集》
周氏出狱回到北京后，1950年1月，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过访，约他译希腊作品，过了几天，郑振铎替他借来（上节提到的倪墨炎一文则说是郑为他“亲自选定”）法国人EMILE CHAMBRY编校的《伊索寓言》，周氏于当年3至5月译毕，是他“给公家译书的开始”。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叫《伊索寓言》——《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及后附的《解放后译著书目》介绍的情况就是这样，而止庵在丛书总序中称周译原题为《全译伊索寓言集》，《伊索寓言》这一书名则是当年出版社改的。或者他的资料来源是周译手稿吧，因为他接着又介绍：译稿内容当时曾被编辑改动，今依手稿改回。
所谓“全译”，是把后人混入的，以及一般译本以“低级趣味”、“无意义”为由排除掉的都译出来，总计358篇（可供比较的是，同是人文社，1981年初版的、罗念生等人译的《伊索寓言》，收了330篇，似略可见学术胸怀之别），附注释66条——《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说此书“译得不算怎么仔细，但是加有注释64条，可以说还可满意的”。这是周氏一贯重视、自得于译注的又一反映，但注释数目是记错了。
此版后附周氏《关于伊索寓言》一文，是为1955年人文版写的。《知堂书话（增订重编本）》收入此文时，题注与末注有出入，题注称“《伊索寓言》，人文社1963年初版”，误，1963年那次是二版。
在本书的翻译故事中，出现了谈周译古希腊不能不提到的一个人：郑振铎。
前述周氏写《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介绍《希腊的神与英雄》一书，但开头结尾谈的却是郑振铎。文章劈头就从与郑氏的相识谈起，回忆昔年同声气共创事之盛，此后如何各走不同的文学道路，但彼此仍“有一种共通的地方”，那就是对希腊神话的兴趣。（按周作人第一部以古希腊为主题的译著，是后人根据荷马二史诗编写的《红星佚史》，而郑振铎也译过《伊利亚特》和《奥特赛》。）——这一共通点，后来最大的印证是一本书和一篇文章：
介绍萨波到中国来，是周氏怀了三十年的心愿，到1949年终于编译出《希腊女诗人萨波》，可算是刚出狱的愉快事（见该书《序言》）。而让他更为动情的是，在当时情势下此书能出版有赖郑氏的主动支持：郑氏在知道他把译稿交出版社后，即竭力怂恿老板付印，并收入自己主编的“文艺复兴丛书”里（《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这件事的背景，是抗战胜利、周氏被捕后，郑振铎写了一篇客观公正的、既义正辞严又有厚爱善意的名文《惜周作人》，当中提到周氏“对于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提出了一个“保全他”的方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到解放后，政府安排给周氏的工作就是以希腊和日本文学为主的翻译（对此周氏也心存感激），应当有郑氏的主张在起作用，译《伊索寓言》则是具体帮助的一个例子。
道不同矣，解放后更是地位悬殊，但至少在古希腊这一共通点上，二人还是知心的，不负当年之交。郑振铎去世后，周氏在《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记下《希腊女诗人萨波》出版事宜，最后说：“古来有句话，索解人难得，若是西谛可以算是一个解人，但是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末一句尤其平实得朴讷，然而有无限的深情，也有言不能尽的寂寞。
周氏于古希腊也正“是一个解人”。“解人难得”，因此我们虽不齿于他的投敌，却也不应忘了感念他从那片初生天地、文明源头传递过来的养分。（哪怕喜欢古希腊并不怀有周氏那番良苦乃至宏伟的用心，如在下，爱古希腊是意在“出世”，不像周氏所取为“入世”也。）那么，虽然在道理上译本可能旧不如新（如某些专家的意见。然而进化论能否应用于翻译，当年涉足翻译的那批学者文士的学问见识能否为时下贤哲轻易超越，尚大可存疑），但以人情而言，说周作人的旧译本至少还有这么一点意义：使我们面对之能产生他回忆郑振铎时的那份怀念的情感，不是一句太夸张的话吧？因此，前面谈到《希腊神话》的完整出版是其延至今日才面世的最大安慰，其实这样说对已死的译者毫无意义，真正得益的还是我们读者，故我们在挑剔止庵及有关出版社的同时，也应表示一份感谢。同时我还盼望着周译的其他古希腊著作重印，特别是他晚年立遗嘱专门记上一笔、视为平生心愿的《卢奇安对话集》，和印证了周、郑友谊的《希腊女诗人萨波》。（又：我后来购上海书店将郑振铎译述、编著的两部旧著合为一册重刊的《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买的时候，也是重在从中可追想他与周作人交谊的情味。——就像神话，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起点、背景和早年记忆。）
诚然，喜爱旧译本到底难免迷恋尸骸之嘲；研究、翻译古希腊代有人出，我们也不能说寂寞，但周作人这样的古希腊解人不在了，“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想起来总是惘惘。
2000年1…2月
按：一、本文草稿曾蒙谷林先生指正纠误。
二、本文节选《关于知堂译〈财神·希腊拟曲〉》在2000年4月5日《中华读书报》发表后，朱金顺先生撰《也说知堂译〈希腊拟曲〉》刊于该报，就有关问题有所补充。
三、拙文中指出的，止庵“苦雨斋译丛”首辑总序关于人文社《阿里斯托芬喜剧集》出版时间之误，他在2000年1月出版的《六丑笔记》一书所收该“总序”里，已经改正。（我在同年6月才买到该书，其时本文节选已见报了。）关于《希腊神话》周作人究竟译过两次还是三次，止庵在收入《苦雨斋识小》的《希腊神话二三事》一文中，已修正为只译过两次。
——拙文既曾节选见报，更复全篇于网上流布（包括在上述诸位方家补充、修改后，仍有网友转贴），为示负责，故正文仍存原来面目，而作此说明。
四、2004年3月为《南方都市报》写“书架之南”专栏，谈古希腊的人文，曾以本文为主，从中缀拾周作人古希腊之旅的一些人事，整理成《记得曾在古希腊的握手》、《以神话作见证》、《古希腊旅途的另几个身影》三篇，分别述郑振铎、郑与周所译古希腊神话、胡适、罗念生、止庵。
五、“苦雨斋译丛”后来已出新版，新收入《路吉阿诺斯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