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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但现在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有利。”接着，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
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汇报时，习仲勋再次将他的建议向中央做了陈述，建议得到了政治局常委们的赞许与支持。之后，习仲勋又单独向邓小平做了专门汇报。小平同志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建设资金时，小平同志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5月14日，广东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这次一直扩大到省、地、县三级。会间，习仲勋向到会同志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并将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作的汇报，做了简要说明：“党中央对广东的工作极为关心和支持，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搞一个新的体制。党中央已派谷牧同志来，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下一步，谷牧同志和省委要向中央汇报，待中央做出决定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尖锐、直率、坦诚，这就是习仲勋的性格。
5月中旬，谷牧就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达广东，会同广东省委组织的文件起草小组，于6月6日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之后，到达福建，两省文件起草完毕后便带回北京，中央很快做出了决定，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案。1979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中发［1979］50号文件。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2） 50号文件非常明确地规定：“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就这样，习仲勋率领广东人民，在中国南方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杀出”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条“血路”。
中央50号文件，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案。对此，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坦言道：“我的心情是一喜一惧，喜的是我们广东在中央统一领导 和大力支持下，能充分利用我省的有利条件，在实现‘四化’中先行一步，为全国摸索点经验，任务很光荣；惧的是我们的担子很重，任务艰巨，又没有经验，困难不少。”“但是，党中央这样关心支持我们，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千方百计把事情办好，就一定能使广东在实现‘四化’中先走一步做出贡献。”他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不提，后天也要提，中国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要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同志们团结起来，振作起来，为搞好试点而努力。
历史对于新长征路上的一名“老兵”，有着这样一段“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记录：
1979年2月，在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之后，习仲勋到了肇庆地区与许世杰一起，前往四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云浮等地调查，同正在参加各县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的县委书记、公社书记以及部分大队支部书记座谈。3月12日他出席省委党校读书班开学大会，号召每一位同志都要关心植树问题，搞好全省绿化工作；1979年4月4日，习仲勋等到广州火车站参加港穗直通客车恢复行驶典礼，并欢迎时任港督麦理浩乘坐第一班直通客车返港。粤港之间的政府间交往从此开始了。就在此半年之前，习仲勋已指示广东省水利电力厅与港方在1978年10月11日达成增加供水的协议；10月12日，正式开通了广州至香港的客运班机。10月17日，香港至广州的飞翔船客运航线正式开航。港报的一篇题为《习仲勋拂晓探市场》的文章，披露了1979年12月，习仲勋率团访问澳洲后途经香港时，考察香港市场时的情况。1980年4月，习仲勋到了海南县，几天的调研之后，他问时任县委书记的梁广大：“在全国，广东要先走一步，你们南海又要在全省一百零几个县中先走一步，你们敢不敢？”回答是肯定的。对此习仲勋很满意，他鼓励县委领导要跟群众打成一片，使南海在全省各县中先走一步。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9月24日，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便赶赴中南海，向中央汇报广东的工作。中央书记处用了两个上午的时间，专门听取他们的汇报和讨论广东工作，并做如下纪要：“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的优势，使两省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10月20日，港督麦理浩再度到广州访问，就广东与香港的经济合作等问题，与习仲勋等省委领导会谈，三天后，双方圆满达成协议。
1980年11月，习仲勋奉调到中央工作，此时，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各项工作已经展开，经济建设，特别是对外经贸发展已初见成效，一些大的合资项目：核电站、广深高速公路、以补偿贸易方式同澳门合作、在韶关扩建大型发电机组、向外资贷款建设珠江三角洲公路桥等，都在共同进行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或洽谈。京广铁路衡广复线准备复工，广梅汕铁路正在勘探规划，广深公路正在改造，黄埔电厂正在建设，沙角电厂即将动工……这一切，无不凝聚着习仲勋及所有同行者们的心血。
如果说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那么，当代中国的开放，当属广东。而习仲勋作为“文革”之后的广东省委第一任省委书记，当然功不可没。 一段亲缘埋下伏笔 留着“一字胡”的军官笑眯眯地走到廖汉生的面前，一段亲缘由此埋下伏笔。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廖汉生出生在湘西桑植县长瑞乡的一户土家族农民家庭。廖汉生6岁那年，拿着母亲用竹子编制的书夹子，由父亲背着，走出好几里山路才来到一家私塾。当时虽有新学，但农家孩子的启蒙教育仍以传统的塾学为主。于是在《论语》、《诗经》的诵读声中，廖汉生先后在乡下的四家私塾里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贺龙的家乡就在廖家与桑植县城中间的洪家关村。1916年农历二月，贺龙率领21名弟兄，手举菜刀和马刀，劈了桑植芭茅溪盐务局，夺得十几支步枪，组织农民武装，竖起了“讨袁护国”的义旗，加入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成为名震湘西、叱咤风云的“活龙”。
父亲廖兰湘，青年时期曾在省城长沙读书，与革命党中的林伯渠等人有过接触，在思想上比较倾向革命。后来受到贺龙的邀请，廖兰湘毅然投笔从戎，做了贺龙的副官，人称“廖师爷”。
一天，贺龙的队伍从平坝子路过，廖汉生和村里的一个孩子跑到路边的田埂上看“过兵”。正看得入神，一个留着“一字胡”的军官笑眯眯地走到廖汉生的面前：“你是谁家的伢子？胆子这么大，也敢看兵哟！”当时的老百姓最怕的就是兵，一听说过兵就会赶紧躲开。也许是这个军官给人的感觉非常和蔼，廖汉生非但没有跑走，反而镇定地告诉他说：“我是廖家的。”
听了廖汉生的回答，那人又问：“你父亲是哪一个？”廖汉生又告诉了他。
“好！”那人高兴地笑了，还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连声地说：“好！好！……”对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率队走了。这时的廖汉生还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那个威震湘西的“活龙”。
不久，廖兰湘向贺龙提出请假，说要回家给儿子订亲。一听此话，贺龙忙问：“是我见的那个吗？”廖兰湘回答说：“是给汉生的弟弟定亲。”于是，贺龙顺势说：“我也给汉生做个媒吧。”“那当然好啦。”廖兰湘也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在贺龙的几位亲姊妹中，贺民英是大姐，贺戊姐是二姐，贺满姑、贺戎姑为妹妹。贺龙介绍的女方不是别人，正是贺戊姐的女儿肖艮艮。这一年，廖汉生还不到10岁。过端午节时，廖汉生跟着父亲的护兵王青骑着骡子到了桑植县（贺龙司令部的驻地）。两天后，在见过贺龙的大姐贺民英、姐夫谷吉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