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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回到广东后，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会上他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并将他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作的汇报，对与会者做了简要说明：“党中央对广东的工作极为关怀，批准广东省委关于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搞一个新体制。中央已派谷牧同志来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下一步，谷牧同志和省委要向中央汇报，待中央做出决定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 江泽民同志率先考察外国经济特区（1） 就在那个务虚会之前，江泽民同志率领第一个考察外国经济特区的政府代表团，走出了国门。
1979年5月中旬，谷牧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达了广东省，对办特区的有关问题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之后，便会同广东省的有关同志组织了文件起草小组，并由两省分别给中央写请示报告。6月6日正式拟定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 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之后到达福建，不久，福建省委也拟定了《中共福建省委、省革委会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两份文件汇齐后便被带回北京，中央很快做出决定，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方案。1979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文件中明确批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拟组织一个协调小组，随时了解闽、粤两省执行政策的情况，适时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适时解决矛盾，使这个对外经济活动的新的特殊的政策得到顺利地进行（当时之所以叫做“出口特区”主要是为了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办的“出口加工区”）。
1979年8月，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成立了，这是国家具体负责国家对外开放工作的机构。其前身是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最初，此机构设在国家计委，后来搬至9号院。管委会主任由谷牧同志兼任，常务副主任是周建南同志，而江泽民同志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兼任秘书长。进出口委党组的下属由外贸部、外经部、中国银行、海关总署、外汇总局、商检总局等九个单位组成。周建南同志后来曾称赞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集体，大家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却是齐心齐力，干实事的。
举办经济特区，这在中国来说是前无古人的一项伟大事业，进出口委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机构，毫无捷径可走，最好的办法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因此，在经济特区形成之前，可以把进出口委比作绘制蓝图的职能部门。为了给举办经济特区提供一个基本的规章，成立之初，国务院便将这一重任交给了进出口委。
1980年3月24～30日，受中央委托，谷牧副总理在广州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关于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特区的具体执行情况。广东省的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福建省的马兴元、郭超等同志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港澳工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采纳了广东提出的建议，并报经中央同意，将“出口特区”改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中发［1980］41号文件，对两省的对外开放活动予以了肯定。
1980年8月26日，经过反复论证和13易其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此，中国的经济特区通过国家立法程序正式诞生。此后不久，国务院相继批准上述四个经济特区的位置和区城范围。从而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诞生了。
1981年5月27日～6月1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对经济特区来说具有深远意义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会议，有报道说，参加会议的共有54个单位，136人，由谷牧副总理主持，周建南同志协助。这次会议的准备十分充足。
首先，周建南同志专程到深圳、珠海等地进行了为期20天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另外，1980年9月下旬～10月份，在联合国有关机构资助下，江泽民同志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考察外国经济特区代表团团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委员会有关工作人员的参与下，率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深圳和厦门两个特区负责干部组成的九人小组，到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六国的九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进行考察。还借途经日内瓦的机会，邀请联合国组织的十多位专家举行了两天讨论。考察组从所见所闻及有关材料中，对国外经济性特区的基本经验归纳了五条：1。立法比较全，可操作性强；2。有开发总体规划，从小到大建设；3。管理体制灵活，地方和企业有很大自主权；4。注重人才培训；5。有优惠政策。回国后，在对各国经济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特区的建设提出了全面的政策性建议。这些都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因此，在与会者对经济特区的很多重大政策问题统一了认识之后，便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这次会议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举办特区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重要的政策措施，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较系统的意见。会后报请中共中央、国务院审查。 江泽民同志率先考察外国经济特区（2） 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一个星期后便批准了这一《纪要》——中发［1981］27号文件。这次会议对举办特区的方针政策的构架做了初步的集成工作，为特区的创办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特区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1991年特区创建10周年之际，作为经济特区创建者之一江泽民总书记来到了深圳，当他看到深圳的建设者们所取得的成绩时，在庆祝会上，他高兴地 说：“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望，再过10年，当经济特区庆祝它建立20周年的时候，将会创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更大成绩，将会更加生机勃发。”
1998年3月，“两会”期间，当广东代表方苞见到江泽民总书记后激动地对记者回忆说：当时深圳有三套方案，最后的方案是327。5平方公里，就是现在的特区。那时候，江泽民同志是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每年都要和谷牧同志带工作组到特区一两次，对于特区的筹建、与内地的衔接、走私怎么管、发不发特区货币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还帮助广东省委起草建立特区的有关文件和报告。以后，又到珠海调研，筹建特区的初建工作。
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深有感触地说：总书记也是特区的创立者。他还说：自1993年与方苞同志同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几乎每次都在广东厅见到江总书记，每次江总书记都不忘谈特区，强调特区要发挥优势，当好排头兵，每次都使特区和所有广东人听得热血沸腾。
时光如梭，转眼之间，当年那位老人画过圈的地方正在茁壮成长。 形势很好，问题不少（1） 在南方某开放城市的一幢小楼里，我见到了一位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谈吐风趣的年过八旬老人。据工作人员讲，他的起居生活十分有规律，无论寒暑，每天坚持几次散步，无论劳逸都坚持读书、读报、听新闻。他就是在历经“文革”等磨难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受命出山，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以后又出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的习仲勋。 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面对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丰硕成果，凡是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士，一提起广东的改革开放，无一不会谈到，20世纪70年代末，被人们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的习仲勋，倾力向中央要政策，带领广东“先走一步”的那段往事。“改革开放”四个字说起来很是轻松，然而在70年代末，对于还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来说，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