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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会问题，此时孙中山已经抛弃了护法的旗帜（这个旗帜已被直系夺去），不拟迎接国会到广州集会，“反直同盟”准备在上海召开国会以拆直系的台。孙中山派人到北京招致国民党议员和反对直系的议员到上海，卢永祥指定以上海纸烟捐、电报局收入、烟酒税及盐税余款为国会经费，张作霖表示财力如有不足，愿意予以接济。来沪议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津贴300元。当然，黎元洪的个人财力远远不如皖奉两系，因此到津议员纷纷转移到上海，反对直系的核心也就集中上海而不在天津了。1923年7月14日，到沪议员约200人举行移沪集会仪式，发表了对内对外宣言，但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正式召开国会。
卢永祥与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因争夺上海地盘而久已互相仇视。卢反对直系的态度日益露骨，齐准备联合另一直系军阀、福建督军孙传芳共同出兵，并由王承斌带领第二十三师南来打接应，杜锡珪带领海军为辅助力量，进攻浙江和上海。7月上旬，齐指使江苏各团体通电反对在上海召集国会、组织政府，同时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也质问江苏当局何以增兵昆山，于是江浙局势突然紧张起来。但是，吴佩孚反对两面作战，认为直系当前的大敌在奉天而不在浙江。此外，皖系在浙沪一带的兵力相当雄厚，驻沪海军将领林建章 又表示了反对直系的态度。福建内部也有臧致平等属于皖系的军事力量，孙传芳受到牵制，一时不能发动。同一时期，帝国主义一方面禁止中国人在上海租界内举行政治集会，从实际上帮助直系军阀，限制了反直各派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的各项活动；另一方面又为了保全上海这个经济侵略基地，反对江浙战争。英、美、法、日四国公使警告北京政府，如果江浙发生战争，他们就要采取必要手段来保护侨民，所谓必要手段就是调集军舰，派兵登陆，实行对上海的军事占领。由于以上这些原因，齐燮元进攻浙沪的计划受到顿挫，王承斌于7月27日通电否认带兵南下。而另一方面，广东内战未停，孙中山难于抽调军队北伐；张作霖正在埋头训练新军，不利于速战，皖系孤掌难鸣，也不敢首先发难。当齐、卢双方调兵遣将相互戒备的时候，江浙绅士张謇、张一ND326等组织江浙和平协会，奔走于南京、杭州之间，进行弭兵运动。在这些形势下，8月19日齐燮元、卢永祥、何丰林成立了江浙和平公约五条，双方声明“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及为保境安民之障碍者，均避免之”。这个条约成立后，就使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和召开各省联席会议的种种活动完全幻灭，江浙局势大为缓和。
这个时期，离京议员虽然日益众多，但是其中大多数都是些追逐个人名利的政治投机分子。津、保政客的利诱政策，使不少到沪议员又被吸引回到北京。“反直同盟”鉴于此种不利的形势，便想利用黎元洪为工具，迎接他南下以加强反对直系的政治气氛。黎经常接到到沪议员催促他南下的电报，署名者往往达数百人之多（其实是虚张声势，不少名字是由别人代签的）。当他接到褚辅成、刘楚湘等催促他南下的电报后，8月26日在本宅召开会议，讨论应否南下的问题。出席会议的安福系政客传达段祺瑞的意见，同意他南下组织政府，但须声明总统任期到双十节（10月10日）为止，届时应当任命段为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黎觉得任期如此短促，还是不走为妙。随后不久，安福系忽又交来卢永祥催促他迅速南下的密电，叫他务须于9月13日以前赶到上海，否则北京贿选告成，生米煮成熟饭，就更难应付了。这个电报又使黎大为兴奋，因为卢是皖系的实力派，有了这位实力派捧场，他在上海组织政府就不会发生任何阻力了。9月8日，他佯称看病乘汽车到日本人所办的东亚医院，再由医院溜出来，在日本人的严密保护下，上了日本轮船铁城丸，住在船长室内。这一切都是安福系政客王印川代他布置的，共用去旅费和保险费36万元。同行者有庄景珂、陈宦和日本“医生”两人。
9月11日，黎在上海杜美路（现东湖路）26号寓所招待中外各报记者，说明他到上海是为“维护法律、整顿纪纲”而来，本人任期在国会未作出决定以前，不能随意去留。这是他准备在上海组织政府的初步活动。
12日，到沪议员90余人在湖北会馆召开两院联合谈话会，楼上设有总统休息室，黎准备前往出席。有人告以总统按照法律不能出席国会议员的谈话会，而且当天出席者以国民党议员为最多，恐有挺撞之处，黎才不去出席。果然张继在谈话会上发言：“黎元洪乃是第一叛徒，我们决不应当承认这个谋叛总统。现在中华民国已无元首，楼上所设大总统席位可以撤去。”当天的谈话会决定于9月22日召开正式会议。
同一天，黎在寓所召集广东代表汪精卫、浙江代表邓汉祥、奉天代表杨毓ND446、云南代表陈维庚、贵州代表李雁宾、四川代表费行简、湖南代表钟才宏等举行会议。黎首先说明目前有组织政府的必要，因为“拆台必须搭台”，现在少川（唐绍仪）已经同意组阁，希望各省予以赞助。接着汪精卫发言，对于黎的人格表示敬佩，但不支持他在上海组织政府。而各省代表也都表示关于组织政府的问题，须请示本省长官后才能回答。大家这样一说，黎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四章 曹锟：1356万买来的总统（3）
黎到上海后，江浙绅士担心影响江浙和平，纷纷阻止黎在江浙地区内从事“足以引起军事行动”的任何政治活动，有的劝黎早日离开上海；“反直同盟”认为黎到上海是个人行动，无足轻重；卢永祥在致齐燮元的电报中，强调尊重江浙和平公约，并向杭州商会表示，黎到上海作寓公，来去可以自由，本人对他采取既不欢迎又不拒绝的态度；张謇劝黎“冷静自处，杜门谢客”；自称为黎的“故人”的孙发绪，有电报呼黎为“先生”，劝他到海宁去观潮。9月13日，何丰林出了一张布告说，“倘有破坏治安、扰乱秩序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这个布告显然是对黎而发的。
13日晚间，湖北籍议员刘成禺登门来访，问黎为什么要突然来到上海。黎说：“卢永祥有电报欢迎我，来得并不突然。”刘把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他才如梦初醒地想到这个电报是安福系所伪造的。黎不禁失声而呼：“我上了当了。”
黎动身南下前，曾派韩玉辰到奉天、吴厚斋到云南进行联络。张作霖、唐继尧虽然都有回信来，恭顺地称他为大总统，但是一个不肯接受“讨逆副司令”，一个也不以组织政府为然，到此黎陷于非常狼狈的境地。13日以后，除章 太炎、唐绍仪外，黎拒绝接见任何来宾，表示本人不久将出国旅行。此时北京政府准备向法国公使交涉，禁止黎在上海法租界内进行政治活动。唐绍仪也不同意组织内阁了，并表示不赞成在上海组织政府，还说他是赞成联省自治的。
9月17日，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召开会议，讨论时局。参加会议者一致认为，黎在沪企图组织政府并非解决时局的办法，决定不予以支持。
黎的组府计划失败后，9月18日上海忽然出现了一个从事南北和平运动的“香港巨绅”何东爵士，建议召开南北各领袖的联席会议，并邀请外交团代表列席这个会议，保证停战议和。他在上海各报发表了孙、黎、段、张、卢等人赞成这一建议的回电、回信，因此这个怪人顿然名噪一时。不久戏法戳穿，原来这位英国籍的香港绅士是受英帝国主义指使前来兴风作浪的。
11月1日，黎又一次邀请西南各省代表在寓所谈话，宣布他不久到日本别府去养病。11月8日，他乘高丽丸东渡。到1924年5月11日，他又人不知鬼不觉地从日本溜回天津去了。
三大选活动逐步展开，曹锟当选“总统”
津、保政客筹足贿选经费后，便放出空气说，约法规定总统辞职后，国会应在3个月内选出新总统，摄政内阁的命运不能超过3个月。随后山东省长熊炳琦（原任曹锟的参谋长）到北京主持大选问题，在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大选活动的机关。这时，在沪议员每月只能领到300元，而在京议员出席宪法会议有出席费，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