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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洛是铁一般的关系，如何分得开！子玉办错了事，我不说话谁来说话！以后不许任何人再谈保洛两个字！”
外面传说保定因祝寿之便举行会议讨论时局问题，其实并未举行正式会议，仅在茶余酒后交换对总统问题和内阁问题的意见。曹锐对总统问题公开表示：“咱们三哥与冯（国璋）段（祺瑞）都是北洋派的同期前辈，冯、段做过总统和内阁总理，三哥年过六旬，做做总统有何不可！”关于内阁问题，曹锐主张对张内阁采取既不赞成又不反对的态度，但是“自己人”不要参加这个内阁。曹锐对奉皖两系军阀主张采取笼络的手段，如果他们不反对“三哥”做总统，可以恢复张作霖的“上将军”名义，并给卢永祥以浙闽巡阅使的地位。曹锟对罗案反对多所牵连，并主张对王宠惠、顾维钧等人予以适当的安慰。对于吴佩孚，曹锟认为吴既低头认罪，就不必继续施以打击，他与津派“认敌作友”的意见和做法有所不同，因为保洛双方在总统问题、内阁问题上虽闹意见，但是对奉对孙，根本利害仍是一致的。
高恩洪在冯玉祥的监视下，到保定来拜寿请罪。曹锟因吴佩孚的关系，仅予以冷淡的待遇，并未将他扣押起来。高恩洪拜寿后仍然回北京听候发落。
12月11日，汪大燮代理总理的十日之期已满，黎邀请国会议长和回到北京的王正廷到公府讨论内阁问题，请王正廷暂行代理总理以待正式内阁产生。开始王正廷不肯接受，后来提出三个条件：一、请议长将张内阁的同意案即日列入议事日程；二、无论内阁前途形势如何，代理总理以十日为期；三、代理期内，不任免重要人员，不公布重大政令。以上条件，经黎与议长同意后，当天代阁命令发表，王正廷于14日通电就职。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内阁，但在形式上与无政府状态还是有区别的。
12月15日众议院讨论张内阁同意案时，议员们曾飞起墨盒，大打出手，一哄而散。张绍曾亲自招待两院议员，说了许多关于统一与裁兵问题冠冕堂皇的话，又说了一些封官许愿的私房话，18日同意案才在众议院通过，29日又在参议院通过。国会为了迁就事实，打破了不与非法总统打交道的常规，而新产生的张内阁，不仅是黎元洪复职后的第一次正式内阁，也是自1917年国会被解散以来惟一“合法”的内阁了。黎本来打算29日发表任命令，以便新内阁于元旦就职，因阁员人选引起逐鹿，推迟发表。
王代阁于12月31日放弃了不任免重要人员的成见，升授吴佩孚为孚威上将军，冯玉祥为陆军上将。
1923年元旦，黎发表“告哀”电，痛论各地兵“匪”之祸及督军制度的弊害，当然不会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1月4日，黎正式任命张绍曾为国务总理，阁员名单如下：外交施肇基、内务高凌霨、财政刘恩源、陆军张绍曾（兼）、海军李鼎新、司法王正廷、教育彭允彝、农商李根源、交通吴毓麟。这个内阁是以保派三阁员为中心的内阁。在安排阁员的时候，曹锟与曹锐意见不同，一定要指派内务、财政、交通三部总长，当然没有人敢于反对。吴佩孚还想保全高恩洪不动，但被打落下来。黎坚持必须维持政学系两个阁员，大家也不便反对。王正廷不干司法总长，改由冯玉祥推荐程克担任。这样一来，张绍曾曾经许下分配国会政党几名阁员的话不能兑现，议员们大为失望，便以不投阁员的同意票为报复手段。后来几经疏通，北京政府承认在关税增加项下拨发国会经费，民国二年、六年所欠经费亦由财政部负责筹发，因此众议院于1月19日、参议院于24日投了票，除施肇基因不肯设宴招待议员被否决而外，其余阁员全部获得通过。张绍曾改派黄郛署理外交总长。
关于大选问题，吴佩孚装哑子不敢说话，因此“先选举后制宪”的主张占了上风，由曹锐、王毓芝作主，将所有愿意受贿投票的议员一律聘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自1923年1月起，按月给以津贴200元。顾问名单由京兆尹刘梦庚（兼任直鲁豫巡阅使署驻京侦缉处长）开出，共计开了3450名。这时两院议员合起来只有700余人，怎样会有3000多人呢？原来国会中有几十个“政党”，其中有一人而列名于七八个“政党”的，所谓“政党”领袖到处拉人入“党”，而不顾被拉者已否加入他“党”。刘梦庚为了简化手续，打算将津贴交各“政党”分发，以上人数就是各“政党”所开名册的总和。曹锟看见了这个名单，大骂刘梦庚办事糊涂，改派高凌霨、王毓芝经手发款。高凌霨根据两院议员名单进行核对，重复者删去，因此引起各“政党”谁应删、谁不应删的争执，它们都要保持原额，谁也不愿少去一名。在发放津贴前，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为了发展党徒，先向银行借款100万元，垫发他所领导的“新民社”议员的津贴，并且宣称他党议员如愿加入该社，亦可享受同等待遇。这笔借款是由高凌霨作保借到的，因此引起了各“政党”的公忿，纷纷打电话质问高，高大受牵累，只得宣布暂时停发津贴。那些“待哺嗷嗷”的议员们，又一窝蜂似的跑到高宅来大兴问罪之师，高只得派人携带支票仍交各“政党”代发，规定领款者须在存根上盖章 ，以免重复冒领。1923年1月12日为发款之期，共计开发支票1040余张，多领者留待下月扣算。支票上一色盖有“檀芬堂”的印鉴。事后查明，领受津贴的议员共有380余名。
农历年关，曹锟致送吴景濂“炭敬”3万元，张伯烈1万元。张伯烈因为正副议长待遇悬殊，大为不平，曹锟只得补发了1000元。议员们也因议长3万、议员200出入过大而吵闹不休。2月份的津贴改由袁乃宽经手发放，但是没有发完就无款可发，袁乃宽只得逃往天津过年。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一章 徐树铮组织短命政府（1）
一北伐军由赣入闽。徐树铮到延平组织“建国军政制置府”。北伐军占领福州
李厚基原系皖系成员之一，与卢永祥的关系更为密切。臧致平原系驻沪混成旅长，北京政府调来援助龙济光，任为厦门镇守使，龙失败后，调任汀漳镇守使兼福建第二师师长。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原系徐树铮所辖西北参战军，也因援龙调来福建。臧、王两人都不是李的直接部属，对李的态度颇为傲慢，李也视为眼中之钉，久想除而去之。直奉战后，李竭力献媚吴佩孚，以求保全位置。而吴也因“鞭长莫及”，收容了他，作为分化皖系和对付广东的一个爪牙。李第一步逼走了臧致平1922年6月5日，李厚基突然到漳州解除臧致平的第二师师长兼职，改由自己兼任，叫臧专任汀漳镇守使，臧忿而离漳赴沪。，第二步又请北京政府调开王永泉，因此皖系骂他是忘恩负义之徒。
徐树铮是李的中表亲和丰沛同乡。1921年春天，徐秘密来到福州，劝李必须与卢永祥忠诚合作，又托他代发致陈树藩的一个密电。李收了电报并未照发，对徐的态度也很冷淡。1922年8月18日，徐在上海函劝吴佩孚拥戴孙、段“二老”共谋统一，这当然是话不投机；又派人持函到福州有所商洽，李竟拒不接见，并且骂徐是兴风作浪的政客。
王永泉与福建各地的反李武装力量以及臧致平旧部都有联络，同时，在孙皖同盟的形势下，与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等部北伐军也有联络。许崇智早年在福建带过兵，与福建人士有着历史渊源。福建民军请北伐军开进福建，帮助他们驱逐李厚基，而北伐军被陈炯明部击败后，正在茫无出路，便决定由江西会昌向福建武平、上杭移动。1922年8月21日，北伐军代表胡汉民由会昌到汀州转赴延平，与王永泉接洽移防问题，双方成立协定，北伐军承认驱李后，福建问题交王全权主持。
北伐军是陈炯明的敌人，吴佩孚也想扑灭孙中山的军事力量，他们和李厚基联合起来，商定三路围攻计划，吴派第十二师周荫人部进攻会昌，陈派尹骥为“援闽”总指挥进驻浔邬，李派第二混成旅旅长王献臣（原系李的卫队团长）由上杭、武平进驻桂坑，相约在筠门岭会师。此时许崇智部共有5000余人，有枪的还不到一半，黄大伟部仅有两营人，李福林部仅有900余人。由于闽、赣、粤三省边境军队云集，不易通过，王永泉出主意叫许崇智先派陈国华一旅打着北军第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