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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美国发出了致英、日、法、意四国的照会，建议在华盛顿召开有关各国限制军备的会议。由于太平洋问题、远东问题与限制军备有关，美国建议邀请中国参加，各国政府都同意了。日本提出有条件的参加，在7月26日答复美国的照会中，希望事前能够了解会议所讨论的太平洋问题、远东问题的性质与范围，日本驻美大使币原向美国政府接洽，希望会议避免讨论“既成事实”。实际上中国问题是这个会议的主题，这是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与日本进行斗争的另一幕，美国企图通过会议，在国际均势的幌子下控制中国，粉碎日本的独占。
8月13日，美国对以上五国发出了正式邀请书。16日，北京政府正式接受了美国的邀请。18日，北京外交部成立了以外交总长颜惠庆为首的“太平洋会议筹备处”。这样一来，不少中国人士又一次复活了对美国的幻想，以为两年前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并非由于美国坐视不救，而是由于日本与英、法、俄、意等国订有处分中国的密约，威尔逊总统陷于孤立，爱莫能助。这次会议既然由美国主动发起，开会地点又在美国，中国就一定能够取得美国的帮助，解除一切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挽救过去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以前各帝国主义处理中国问题，并不邀请中国参加，而这次中国居然有资格参加大国会议，这是亲美派乐观论者的另一个论点。中国亲美派纷纷组织了“太平洋问题后援同志会”、“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国民外交协会”、“国际研究社”、“国际联盟同志会”、“太平洋会议讨论会”、“太平洋问题研究会”，作为促进国民外交的机构。9月20日，这些团体又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一个统一机构，名为“国民外交联合会”。11月11日，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国民外交联合会”。
北京政府决定派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王宠惠为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全权代表。当时碰到了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南北两政府的“双包案”，广州政府宣布北京政府乃是中国的非法政府，如果会议不邀请南方政府的代表参加，则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一概认为无效。孙中山还在这个时期宣布徐世昌、吴佩孚的罪状，扬言北伐，表示北京政府并非中国的统一政府。北京政府为了对外粉饰统一，加派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广州外交总长伍廷芳的儿子）为全权代表之一，伍却拒不接受。正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地接连发生了兵变和川湘鄂战争、中交两行挤兑这些丢人的事情，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是一个四分五裂、内战不停、财政破产的国家。由于美国支持北京政府，这个问题才未发展下去。第二个难题是北京政府财政破产，参加会议的代表团工作人员132人，原定经费200万，8月14日减为150万，责成财、交两部代筹，但均未能筹足。北京政府只得电请各省摊派这笔费用，小省至少摊派15000元，到9月29日，这批人员才能动身。
由于不信任北京政府，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和上海九团体委托余日章 、蒋梦麟为出席华盛顿会议国民代表，于10月15日启程出国。
华盛顿会议前，国际形势对中国是十分不利的。日本代表团收买美国剧团表演中国人蓄辫子、缠小脚、抽鸦片烟的种种形态，邀请各国代表团前往观剧，恶毒地侮辱中国人民，引起了在美华侨的极大愤怒，一面对这个剧团提起诉讼，一面督促施肇基向美国政府进行交涉。而美国政府借口营业自由，公然置之不理。美国人所办的中美通讯社（在北京）发布了一道新闻，据称：“美国国务卿休士因为北京政府到期不还芝加哥大陆银行的烟酒借款，特致电美国驻华公使，认为中国信用破产，美国政府将因此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看了这个消息，大为狼狈。随后美国公使馆声明“休士并无涉及中国政府政治影响的言论”，才安定下来。同时美国报纸无中生有地报道“北京政变”，对中国极尽诬蔑丑诋之能事。参加会议的各国当权人物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极不友好的。日本代表团散布空气说，中国领土只能包括长城以南的18省，西藏也应除外。日本想以西藏许给英国，以交换英国对日本侵占满蒙的支持，这是不足为奇的。而英国海相李爵主公然随声附和，认为满洲本非中国领土，人口过剩的日本应有经营满洲的权力。这个谬论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而北京政府除命令顾维钧声明“满洲自唐虞以来即为中国领土”外，并未提出抗议。法国代表白里安（外长）冷言冷语地盘问施肇基：“贵国代表团能否代表全国？”施回答说：“能够代表各国承认的合法政府。”英国代表贝尔福（前任外相，代理英国代表团团长）更不礼貌地盘问顾维钧：“中国为什么糟到如此地步？今后能否自己整理财政，自己统一起来？”
华盛顿会议前，除亲美派对美国存在幻想外，全国笼罩着“国际共管”的浓厚气氛，似乎除此以外中国不会有更好的命运。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六章 北京政府的闹穷风潮（2）
二中国代表施肇基提出十原则。山东问题在英美调停下成立协定。九国公约成立
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12日欧洲休战纪念日开幕。因为荷、比、葡三国都与太平洋问题有关，美国补发了邀请书，所以实际参加会议的共有九国。会议讨论限制军备问题仅有英、美、法、意、日五国参加，讨论太平洋问题、远东问题则由九国全体参加。会议共开7次，一律公开进行。哈定总统致了开幕词，即由大会公推美国国务卿休士为主席。16日，施肇基向大会提出了十大原则，主要为各国应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中国赞成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施之于中国全部，各国允许除先期通知中国予以参加之机会外，不得缔结直接影响中国或太平洋及远东地区一般和平之条约或协定，各国在华特权条约均应宣布，提交大会审查，以便确定其范围与效力，并应使之不相抵触，及与本会议宣布之原则相适合，其未经宣布者概作无效等等。以上这些原则性的条款，充分暴露出中国代表的软弱性，丝毫不敢触及各帝国主义者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首先自己就承认了这些条约，仅须交付审查，而审查者就是这些靠着剥削弱小民族、宰割落后国家过日子的殖民主义者。不平等条约的存在以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的实施，就是意味着中国领土主权受到破坏，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受到威胁。这个提案竟像是美国提出来，用以反对日本独占中国，而为美国对华扩张政策开辟道路似的。但是美国还认为提案中有些字眼刺痛了他们，因此美国代表路特归纳之为四大原则：一、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二、给中国以充分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强有力之政府；三、切实维持机会均等原则；四、不得利用中国现状谋求特别权利，因而影响友邦人民之权利。路特提案于11月24日在大会通过。
11月23日以后，中国代表先后向大会提出关税自主、山东问题、废止“二十一条”、撤销领事裁判权、交还租借地、取消各国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撤除客邮、撤废无线电台、尊重中国战时中立等条，其中山东问题是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关键性问题。早在华盛顿会议前，驻华日本公使小幡于9月7日向北京外交部提出“山东善后处置案”八条，主要为日本交还胶州湾、中国应将胶州湾租借地全部辟为商埠、山东铁路及其附属矿山须由中日合办，但山东铁路延长线（指高徐、顺济等路）之权利及烟潍铁路之优先权，日本允让予四国新银行团经营等等。这是因为，当时国际形势对西方国家有利，日本不可能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打算以交还胶州湾作为肯定日本在山东的经济特权的交换条件。日本希望在华盛顿会议前，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解决山东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提交国际处理，对日本的国际威信和实际利益都有严重影响。但是北京政府在全国人民的监督下，不敢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在10月5日致日本公使的回文中，表示了拒绝直接交涉的态度。10月19日，日本公使提出第二次节略，11月3日北京政府又予以拒绝。同一时期，英、美两国政府却又命令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