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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情况来看，他被冠以“汉奸”的罪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而其被惩罚的命运似乎也在劫难逃。实际上，他被杀的确是重庆国民党军统所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新闻研究资料》记载，在29日“汪精卫就穆时英被刺一事打电话给《中华日报》编辑部，表示要坚决歼灭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人员”。
■ 《申报》馆但是，1973年香港10月份的《掌故》月刊上发表了嵇康裔的文章《邻笛山阳——悼念一位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却让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再次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该文章说，穆时英真正的身份其实“是国民党中央党方的工作同志”，他是被军统误杀的。作者自称是穆时英在中统的上司，穆时英返沪任职于汪伪报界是他亲手安排的。如果嵇康裔的回忆属实的话，那么，穆时英真正的身份应该是重庆方面卧底的军统特工。汪伪政府完全有可能不知道穆时英的真实身份而误认为穆时英是自己人，正因为如此，汪精卫才打电话给《中华日报》，扬言要报复暗藏在上海的重庆国民党特务。认为穆时英是被军统误杀的人还以当时的新闻界反应为旁证。自从1940年6月29日《申报》报道穆时英被刺杀后，接下来的几天内，上海几十家大大小小的亲重庆方面的报纸对此事却没有任何报道。而刘呐鸥被刺杀后报界的反应却很热闹，这显然是极端反常的。惟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国民党自己的特务机关协调出了问题，发生了自己人暗杀自己人的丑闻，而避免家丑外扬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沉默。另外，穆时英被刺杀那天坐的是人力黄包车，并没有乘坐日本人为他配备的“凯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往日形影不离的两名保镖也未随其左右，这在暗杀频繁的伪上海时期是非常奇怪的。而比较合理的推测就是他之所以敢只身一人乘坐黄包车，也许他正自恃是中统特工，国民党方面不会袭击他，但未想到还是被军统误杀了。
认为穆时英可能是中统特工的另外一个证据来自他的身世、早期经历和作品。和在日本长大的刘呐鸥不同，穆时英并非一直都是游戏于舞场和赌场的纨绔子弟。他的父亲曾经是位很富有的实业家，后因经营股票而破产，家道中落，这让他很早就体会到了上流社会的黑暗和下层人民的温暖，从而在他的心灵里播下良知的种子。他早期的文学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小说《咱们的世界》、《偷面包的面包师》等都反映了他对穷苦大众的悲悯和对上流社会的愤恨，带有浓厚的左翼文学色彩。因此，有些人认为，与刘呐鸥相比，穆时英不太可能真心情愿地走上汉奸的不归路。相反，他鼓吹“和平文学”，靠近汪伪政府和日本人，不过是为他日后成功地打入汪伪政府、为国民党服务取得资本。
1940年，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穆时英被杀以后，关于他的卷宗和一大堆发生在战时的偷窃、绑架、谋杀、失踪、车祸、欺诈等案件材料和大事记、物资供应清单等一起被堆放在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杂乱的档案架上，随着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今天，由于证据的不足，关于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尽管众说纷纭，真相却恐怕只能是一个迷。
第9章 客死南洋：作家郁达夫的神秘结局
郁达夫是“五四”时期浪漫抒情小说的巨匠。1938年底，他离开战火纷飞的祖国前往新加坡，1942年，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化名赵廉。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在南洋的一个小市镇突然失踪。他的出走南洋和海外蒙难成了震动中国文坛的要闻，也让人们至今猜测不已：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郁达夫的仓促出走和悲惨结局呢？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不妨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位名作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文学巨匠
郁达夫（1896—1945），名文，字达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浙江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7岁入私塾受启蒙教育，后到嘉兴、杭州等地中学求学。由于聪颖好学，郁达夫少时已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正如他在回忆中自豪宣称的那样：“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1911年起，年仅15岁的郁达夫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2年，他考入之江大学预科，不久就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3年9月，郁达夫随长兄赴日本留学，从此开始了长达9年的异国漂泊。
在日本，郁达夫广泛涉猎了中外文学和哲学著作，同时饱受屈辱和歧视的异国生活，也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使他忧伤、愤世，需要写作来抒发情绪，渐渐地，郁达夫从研究经济学转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14年7月，郁达夫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9年，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继续文学创作，其才华和勤奋都赢得了广泛好评。
郭沫若发表在1946年9月《人物杂志》第3期的文章《论郁达夫》回忆说：“我和郁达夫相交远在1914年。那时候我们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学同班。”“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郁达夫的好朋友、艺术大师刘海粟在《漫谈郁达夫》一文里也说：“达夫感情饱满细腻，观察深切，才思敏捷，古典文学、西洋文学根基都雄厚。从气质上来讲，他是个杰出的抒情诗人，散文和小说不过是诗歌的扩散。他的一生是一首风云变幻而又荡气回肠的长诗。这样的诗人，近代诗史上是屈指可数的。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鲁迅、田汉而外，抗衡者寥寥。沫若兄才高气壮，新诗是一代巨匠，但说到旧体诗词，就深情和熟练而言，应当退避达夫三舍。这话我当着沫若兄的面也讲过，他只是点头而笑，心悦诚服。”郁达夫后来述及自己在。
■ 《创造》文艺季刊日本的生活也说：“在（日本）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
郁达夫珍视友情，和郭沫若相交几十年，两人自称为“孤竹二君子”。1921年6月，他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在自己的寓所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郁达夫出版了新文学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以其“惊人的取材、大胆的描写”而震动了文坛，引起了上海文艺界剧烈的攻击，也引起了当时文学批评界的最高权威周作人的注意，并曾写文为他辩护。1922年3月，郁达夫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由他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1923年至1926年间，郁达夫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
■ 《创造周报》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是一位富有才情和悲剧性色彩、影响深远的作家，他的“自叙传”小说开了我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先河。郁达夫在小说中大胆刻画“零余者”形象，大胆暴露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种种扭曲、行为上的种种变态和病态，大胆展示时代的忧郁病，从而抨击封建礼俗对人性的扼杀，表现出人们对正常人性的向往与追求，抒发因新旧文化冲突而造成的心灵苦闷。
郁达夫一生著述宏富。1928年起，郁达夫陆续自编《达夫全集》出版，其后还有《达夫自选集》、《屐痕处处》、《达夫日记》、《达夫游记》、《闲书》、《郁达夫诗词抄》、《郁达夫文集》，以及《达夫所译短篇集》等。郁达夫的创作风格独特，成就卓著，尤以小说和散文最为著称，影响广泛。
三次婚姻
郁达夫一生风流倜傥，浪漫多情。据郁达夫的《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和《自述诗》记载，当他13岁还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就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后来郁达夫去了日本，又曾经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日本少女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
的“小家女”。郁达夫每次从学校到市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相思之情，并为她写下了四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