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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友谊。
很快，张作霖军遭到国民革命军重创。北伐军逼近北京，张作霖仓皇逃窜到东北等消息传到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引起军界的一片恐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紧急授意关东军稽查处采取果断对策，命令他们“如果战乱波及到满洲，为了维持治安，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关东军稽查处根据川岛芳子提供的奉军调动情况以及张作霖近期召开的几次秘密军事会议的内容，断定张的后撤对关东军在满洲的利益存在致命的威胁，必须阻止“北伐的任何可能性”。于是，稽查处命令川岛芳子尽快弄清张作霖返辽的具体路线和日程安排，准备实施“
秘密任务”。
在接到上峰的指令后，川岛芳子只身来到奉天张作霖的私邸，要求与少帅张学良密谈。当时张学良又要处理后方事务，又要迎接父亲安全抵奉，正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便派侍从贴身副官郑某与这位颇有艳闻的公主相见。见面过程中，川岛芳子施展自己与生俱来的魅力，使郑某对之垂涎不已。川岛芳子见有机可乘，便约定下次与郑某见面的时间、地点。经过短期然而频繁的接触，拜倒在川岛芳子石榴裙下的郑某，将自己了解到的绝密消息和盘托出，使川岛芳子顺利地知悉张作霖为掩人耳目、瞒天过海对外界公布自己将随军返辽实则先于军队乘坐慈禧花车回到奉天的具体事宜，并立即向总部做了汇报。虽然在收到川岛芳子的情报之前，日军已通过潜伏在张作霖身旁的日本特务先一步获得了这一消息，但关东军稽查处也因此对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大加赞赏，称她为“东方的玛塔·哈丽”，其名声不胫而走。
棺材送活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掀起了排日运动。与日本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东北保安部队总司令张学良也制定了旨在打击日本对华势力渗透的“盗卖国上惩罚令”，并支持青年学生营党结社，反对日本军国主义。面对中国人民的抗日风潮，日本军部建立了反动的满洲青年联盟，作为应付民间性反日活动的机构，网结了一批狂热的日本青年和卖国汉奸，企图挑起事端，为日本入侵东北制造借口。作为军部“骨干青年”的川岛芳子也被派往大连负责调度满洲青年的活动。在川岛芳子的影响下，这批人由原来的蛮干逐渐发展为有步骤地窃取中国方面的情报，并制造一些不大不小的摩擦，使关东军掌握了大量有关张学良所部的驻兵情况、武器装备等方面的重要情报，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作了大量的谍报组织工作。
此时，日本在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正密谋策划拥立清朝的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并设法把他从天津静园弄到旅顺大和旅馆。但由于风声太紧，走得又太过匆忙，溥仪只能撇下皇后婉容，携同郑孝胥父子等人在关东军的护送下来到满洲。皇后婉容起先对皇帝的出走一无所知，后来当她知道溥仪已经离开天津后，闹得天翻地覆，一定要追赶前去，终于患了歇斯底里症。消息传到旅顺，溥仪内心愧疚不已，连夜派人恳求日方将皇后婉容接到满洲来。
为了完成建立伪满洲国进而侵吞全中国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日本军方决定同意把婉容接到满洲来，但却苦于没有合适的人去接。正这个时候，爱新觉罗·显纾——川岛芳子的名字出现了。凭着她在“刺杀张作霖事件”、“满洲青年联盟”以及“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中的表现，使她成为非常合适的人选。
1931年11月的一天，一位着装时尚、窈窕妩媚的漂亮女人来到了天津日本租界静园溥仪的住宅。这就是秘密来津的川岛芳子。她带来了一个病人似的身体虚弱的朋友，把“她”安排在里面一间屋子住下。这个生病的友人，其实根本不是女子，而是一个男扮女装的美男子。于是，一出“棺材送活人”的好戏便上演了。
几天以后，静园里放出风来，说是肃亲王十四格格带来的朋友不幸病逝。川岛芳子擦眼抹泪，作出一副悲切之态。皇后婉容也在假的灵前致哀，仆人们跟在后头鞠躬长拜。依中国的传统习惯，人死了要运回老家，于是装着皇后婉容的棺材便堂而皇之地运出了静园，一路畅通无阻，很顺利地运到了目的地——白河河畔，然后成功地坐上了一艘经过伪装的日本兵舰，经过激烈的颠簸，终于平安地到达了大连。皇后婉容“对这次可怕的成功的冒险”深感满意，于是便把母亲遗留下来的翡翠耳坠赠给了川岛芳子，以示感谢和纪念。由于川岛芳子巧施妙计，把皇后婉容平安地护送到旅顺，让她跟溥仪团圆，为“满洲帝国”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日本关东军特别嘉奖川岛芳子，授其陆军少佐军衔。此后的川岛芳子，可谓春风得意，她不仅与日本军部取得了更为牢固的联系，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地从一些旧财阀和满清遗老手里筹集了一批军饷。她的行李中有做得十分考究的军服、纯金三星肩章、华丽的军刀、装在牛皮套里的崭新毛瑟枪、柯尔特式自动手枪，为日后成为安国军总司令捞足了资本。
上海滩谍影
1932年1月10日，日本东北方面占领军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的名义给上海的特务总长田中隆吉发去一封长电，同时通过横滨正金银行给他汇去2万元经费。电文的大意是：“满洲事变”已按计划取得了进展，但考虑到日本政府和军部惧怕联合国反对满洲独立，希望你在上海挑起事端，把各国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届时关东军则趁机实现满洲独立。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时，田中和川岛芳子就蠢蠢欲动，想在上海制造事端，一鸣惊人。见此良机，两人很快便相机而动，加紧了制造“一·二八”事变的阴谋行径。首先，身为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的田中大佐，从关东军提供的经费中拿出1万元交给川岛芳子，指使她用金钱运动一些日本人，以图让这些日本人排斥日货，他自己便借机制造事端。
当时上海有个毛巾厂叫三友实业分公司，据说是个属于共产党系统的抗日据点，田中命令川岛芳子用金钱诱使这个公司的工人去袭击日本山妙法寺的僧侣和信徒等5人。1月18日午后4时左右，几十名工人按照川岛芳子的旨意，在三友实业公司门前突然袭击了这几个日本僧侣。
日货的海报。
事件发生后，田中又通过川岛芳子，把一笔经费交给由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组成的“支那义勇军团”，委任重藤千春宪兵大尉，指挥这批侨居上海的30名青年同志会会员，到袭击日本僧侣的工人所在地三友实业公司，进行报复性的回击。从表面上看，这似乎纯粹是群众性的报复行动，与日本军方没有任何关系，而那个全厂有千名职工的三友实业分公司，却在这次事件中被放火烧毁，双方都出现了一些死伤者。这样一来，日中两国间在上海的对立，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世界各国的注意力随即转移到上海，因为上海有着他们各自的租界和侨民。
尽管后来上海市长吴铁城曾就日本僧侣遭受袭击一事照会日本在上海的总领事馆，做出书面道歉，并无条件地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但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还是在1月28日当夜给陆战队下达了战斗命令，开进日本警备区域外的上海闸北区，并与当地守军第十九路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二八”事变。
在“一·二八”事变发生之时，川岛芳子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该炮台的炮数，然后向田中的上司——上海临时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少将作了报告。据说这对日本的作战计划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川岛芳子又女扮男装，每夜都在上海百老汇的俱乐部狂欢乱舞。通过这种表面的灯红酒绿生活，川岛芳子又完成了一项“额外但却十分重要”的任务，即通过舞会得以接触到孙文的长子、行政院院长孙科，抢先捕捉到蒋介石下野的消息。这样一来，关东军事先就得到了来自川岛芳子的绝密情报，这对于军部制订对华侵略政策、调整战略部署意义十分重大，川岛芳子也因此越来越博得了日本军方的信任。
此外，为了摸清中国方面的抗战动向，第九师团的植田谦吉少将曾派川岛芳子设法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摸底。川岛芳子受命后，秘密地来到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住所与之攀谈，结果弄清了蔡的抗日意向非常坚决，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植田师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