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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会外史》中刊登了一篇饶有兴趣的文章，披露了日军当年的小麦收购政策。据该文报道，1942年新民会中央总会组织部（新民会是当年一个协助日本人的中国民间团体。该会顾问是日本人，实权也自然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制定了一个“获得敌占区小麦的工作计划纲要”。其方针是：“在小麦收获期间，应主动迅速地把从丙地区（未治安区）掠夺的小麦，转移到乙地区（准治安区）的安全地带。通过这种强制收购措施，来确保治安圈内的粮食供应及民生稳定，同时还应一并破坏共军游击队的兵站和工作据点。”此外，在乙地区“按规定的价格强制收购小麦，作为赔偿可用某些商品支付”，但在丙地区“则一律无偿掠夺之”。
其实这就是一种露骨的强行掠夺政策，而且执行中还要求必须有中国人参加。对此，一位曾实际参加过抢粮工作的日本人作证说：“那的确是一场新民会、合作社与中共之间展开的小麦争夺战。不光是小麦，而且还抢夺了棉花之类的重要战略物资。当年，这种抢夺战在根据地内很盛行。”“此外，日军还对煤炭等必须生活物资实行了配给制，在此基础上又实施了经济封锁的管制作战。与此同时，新政权与中共方面又为把乡村农民拉向自己一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新民会外史》）由此可知，当年日军在掠夺资源上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这种资源掠夺被合法化后，日本的国策会社及一些大商社，更是有恃无恐地直接在当地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筹措、征集、收购等项工作，从而全面展开了一场“军、官、民为一体”的资源掠夺战。
关于这一点，中国方面举出的例证有：在此期间内，日方设立了华北开发公司（株式会社）；满铁设在华北的子会社——华北交通会社开始加强其铁路营运以及铁路、水路、航空方面的联运业务；兴中公司则经营起了矿山、煤炭、盐田、电力等业务；三井及三菱会社在增加矿产品的同时，又增加了强制收购大米、小麦、棉花、皮毛及其制品的业务。此外还强制种植鸦片及走私贸易（热河是鸦片的重要产区，日军占领后，极力扩大罂粟种植面积，竟用飞机撒放宣传多种大烟的传单：热河大烟税已经大减，种大烟每亩5元，附捐、杂税一概豁免，快些种大烟呀！种的越多越好。全省适合种植罂粟的土地只有60万亩，日本占领时期的1933—1942年的10年间，指定种植650万亩，实际种植531万亩，平均每年53万亩。收购鸦片5000万两［1933—1944］，大多被关东军走私贩卖到华北、华东、香港及德国、日本等地，用贩毒之资“以战养战”。1939年的鸦片收入33932万元［一说9098万元］，占伪满洲国财政收入的56％，仅次于关税为第二大收入。另外，日伪当局每年还从热河征收烟税，从1933年至1944年共征收2800万元。私种、多种大烟的还要处以罚金，1935年征收罚金586万元，12年征收罚金千万元以上——主编校），而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掠夺中国的重要国防资源。《七十年史》列举的上述例证，主要源于君岛和彦的研究报告。虽然《华北治安战》第2卷中也详细记载了经济封锁和物资筹措方面的情况，但该书中却根本未出现过“掠夺”二字。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中国在“三光作战”下的受害状况（3）
此外，强制征集人力、劳力，及所谓强行抓走当地人的行为，或许也应属于“抢光”的范畴之内。对此，彭德怀将军早在1941年末的报告中就曾提到了这一问题。他说：“据敌方公开发表的统计数字，1937年以壮丁名义强行带出关外的有 323 689 人，1938年为 501 686 人，1939年为 954 882 人，1940年为120万人，合计为 2 980 257 人。这些壮丁中的大部分人是被武力强迫掳走的，还有一部分是被骗去的。日军今年的计划是110万人，为了完成这一数字，预计日军又将开始四处抓人了。人是我民族抗战的最宝贵资源，但5年间竟被日军强行掳去400万人，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
其实这个数字并不夸大，因为一个名叫袴由田喜三郎的日本人，曾在1940年的一次题为“华北劳工问题”的演讲中说过：“在执行伪满洲国产业五年计划上，去年满洲需要华北劳力140万人，结果从华北进入满洲的劳工就达到了130余万人……本年度还需要从华北征集劳工110万人。”（《新民会外史》）总之，数字如此庞大简直令人震惊不已。其中，“被骗去”和“被雇去”的劳工暂且不计，仅华北抗日根据地被强行抓走的中国人，就高达250余万（井上清、广岛正合著《日军当年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日本方面称这些劳工都是“被雇来”的，但中国方面却不苟同。他们明确指出，强行带走民工的行为与经济封锁及掠夺物资应同属于“三光”的范畴之内。“关外”意味着长城之外，也意味着日军把关内的劳动力强行转移到伪满洲国或日本本土及朝鲜去了。由于关内的劳动力被大量转移，从而导致了华北煤炭业出现了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现象。参见《十五年战争史》中君岛和彦的文章《东亚新秩序与殖民地、占领地》。
“烧光”问题其实此事调查起来也十分困难，因为房屋被焚毁后，人们必定还要以某种形式再重建起来，所以那些被烧毁的证据也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然而在“无人区”内，如今保留着一些当年被破坏、被烧毁的痕迹。即使在平原地区，也有无数证言表明，除了当年的那些所谓“当地自救”所需的物资外，日军确实犯下了烧光村里房屋、粮食、农机具，以及棉被衣物等罪行。但是在谈到具体损失时，井上清、广岛正在其著作中也仅仅提出了一个数字，即“被烧毁和破坏的房间有1952万间”（中文所说的“间”是指房间的数量，并不是指家庭的户数）。
其实按字义讲，若真的是“烧光了”，那么当年日军的暴行证据也就消失了。如此以来，今天也就无法再把它们当做证据了。不是有人说过“没有证据就等于无事实根据，证言则不能代表证据”这句话吗？然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过我们日本人的理智判断，一定会得出一个理性的答案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集中实施“三光作战”计划（1）
（1）全力实施“无人区化”政策
第一章中所介绍的“无人区”，实际上就是“三光作战”的一个典型范例。我曾在《又一个三光作战》中说过：“总之，‘无人区化’政策是日军有计划、有体系、有目的的一种追求，它也是日军将‘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三光作战’等集大成之作。以前这个问题之所以没有成为历史研究的焦点，可以认为其最大原因，恰恰就是人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充分。而且‘无人区化’政策，无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扩展得过于庞大。”
娄平先生是原八路军的一名干部，也是我的共著者陈平先生的上司。他在那本记述兴隆县当年实况的《十万骸骨的碑记》一书中写道：“敌人制造的‘无人区’，基本上是从1941年开始至1943年完成的……‘无人区’与实施的‘三光’政策有所不同，‘三光’政策只是偏重于破坏，而并没有实际控制力……但‘无人区’却是日伪政权严密控制下的地区。”同时他还强调，“无人区化”政策不同于一般人常说的“三光”，因为它更像是有目的、有意识能力下的一种政策性产物。一般认为“无人区”的设置起始于1941年的后半年，其实它的先例早在以前的满洲就已见雏形。据《七十年史》和《伪满洲国史》中记载，最早建立“集团部落”始于1933年，地点是延吉、和龙及珲春三县（据［日］伪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的《满洲国史》记载：集团部落创于1933年11月，乃是吉林省盘石县参事官前岛昇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