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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氏这段文字信息量极大，略作解说如次。
其一，关于抄本：
1。 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寻觅了十年，袁中郎仍未见到全本《金瓶梅》，这与上述袁中郎给谢肇浙的信相吻合。
2。 袁中郎说麻城刘承禧家藏有全本《金瓶梅》，是从刘妻家徐文贞（阶）那里过录来的。徐文贞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刘为大收藏家，“好古玩书画”。传闻刘家藏有全本《金瓶梅》，只能说有此可能，并未证实。
3。 万历三十八年，袁中郎的弟弟袁小修（中道）上京考进士，竟随身携带了部全本《金瓶梅》。他认为《金瓶梅》是诲淫之作，可能是投兄所好而携来的。
4。 沈德符从袁小修那里借来抄了一部，然后携之南归。
其二，关于刻本：
1。 吴县（苏州）的俗文家冯梦龙见到沈德符携归的《金瓶梅》抄本惊喜不已，他与书坊关系密切，于是“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
2 万历四十一年主政吴关（苏州附近的浒野钞关）的马仲良（之骏）也劝沈将抄本拿出来刊刻，“可以疗饥”——这“饥”当为阅读饥渴。
3 沈德符不同意刊刻，理由是： “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由此推断《金瓶梅》手抄本就“不洁”，并非如有的学者所云“原本无淫秽，后为无耻书贾大加伪撰”。
4 “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未几时”当为冯、马劝刻不久（万历四十一年之后，因马仅此一年在吴关任上），有学者推断为东吴弄珠客为《金瓶梅》作序的万历四十五年，苏州终于出现刊刻本《金瓶梅》。这“悬之国门”的《金瓶梅》的稿本，是别有源头，还是从沈手中流出来的，不得而知。
5 吴中刻本《金瓶梅》所用稿本原少第五十三回至第五十七回，“有陋儒补以入刻”，成为《金瓶梅》身上的一块牛皮癣。这陋儒是谁？沈氏他们当年知之不难，因未曾记载，今则又成悬案。
其三，关于作者：
1 作者，“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后之论者也有认为其作者乃民间艺人者。
2 创作动机，“指斥时事”，以宋代名义说明代之时事。仅此一言则引出无数的考证。
凡此种种，几乎每个问题都长期吸引着金学家们的眼球，导致他们纷纷以专论或专著来讨论。限于体例，本书仅紧扣原始文献，作极简明的勾勒，让读者明了源自《金瓶梅》的种种传奇故事的来龙去脉。
现存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一百回，即万历四十五年刊刻者是初刻本，还是初刻本的翻版？学界众说纷纭。“新刻”云云，或许是翻刻的标记，或许是书籍的广告策略，现存不少古小说的最早刊本都冠有“新刻”之类字样。遗憾的是这《新刻金瓶梅词话》，却长期深藏在历史帷幕中，直到1932年才从山西介休发现，令学界惊喜万状，1933年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影印了一百二十部。1932年在山西介休发现的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学界称之为“万历本”或“词话本”，原藏北京图书馆，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同一版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还有两部藏于日本光山轮王寺慈眼堂和德山毛利氏栖息堂，可能是日本江户时代（相当于清康熙年间）就传过去了，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六十年代才各自被重新发现。
《致命的狂欢》 题记不读《金瓶梅》，不知天下之奇（4）
在《新刻金瓶梅词话》隐身的漫长岁月里，民间流传的是明崇祯年间刊刻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按，又一个“新刻”啊！），学界称之为“崇祯本”或“说散本”或“绣像本”。“崇祯本”是明末一位无名氏评点的底本。古人缺乏版权意识，几乎每个小说评点者都对小说文本有所改动。如毛氏父子之于《三国演义》，李贽、金圣叹之于《水浒》，脂砚斋则似乎始终介入了《石头记》的创作，这位无名氏对《金瓶梅》也是如此。他改得怎样，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从艺术着眼，我同意刘辉《金瓶梅版本考》的意见： 与“万历本”相比，“崇祯本”“浓厚的词话说唱气息大大地减弱了，冲淡了；无关紧要的人物也略去了；不必要的枝蔓亦砍掉了，使故事情节发展更加紧凑，行文愈加整洁，更加符合小说的美学要求。同时，对词话本的明显破绽作了修补，结构上也作了变动，特别是开头部分，变词话本依傍《水浒》而为独立成篇。”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第74页，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张竹坡的评点是以“崇祯本”为底本，也在文本上略有改动，他自己在《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中就说： “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悌，变账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一书，冰消瓦解，则算小子劈《金瓶梅》原版，亦何不可使邪说当辟。”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423页。张竹坡连评带改，是成功的。谢颐在序中说： “今经张子竹坡一批，不特照出作者金针之细，兼使其粉腻香浓，皆如狐穷秦镜，怪窘温犀，无不洞鉴原形。”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414页。张批《金瓶梅》全称为《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它一经问世，《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遂不复流行于世，更不用说《新刻金瓶梅词话》了。
要研究《金瓶梅》的成书与版本，自然不可忽视“万历本”，但张竹坡评点“第一奇书”本却更适合广大读者的审美要求。鉴于此，本书是以“第一奇书”本为《金瓶梅》文本基础，来对潘金莲、西门庆作审美解读。特殊需要“词话本”中文字的地方我会随文注明，让读者读个明白。“第一奇书”本： 王汝梅等校点《金瓶梅》，济南： 齐鲁书社1987年1月版；词话本： 戴鸿森校点《金瓶梅词话》，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5月版。按，此两者皆有删节，本书涉性文字，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线装影印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过录。
三、 “金瓶”文章： 众声喧哗中的辉煌与遗憾
《金瓶梅》是一部传奇之作，书里书外布满了疑题与悬案。刘辉等主编的《金瓶梅之谜》就整整列了一百个难解之谜，马征著的《金瓶梅中的悬案》则展示了一百八十多个悬案。而《金瓶梅》之所以吸引读者去热读、去求索、去争议的，恰恰因为有这些个疑题与悬案。诚如毛宗岗所云： “读书之乐，不大惊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大急则不大慰。”
就宏观而言，《金瓶梅》的读者，大致有三个层次： 官方审读，学者解读，民间阅读。
官方审读，使《金瓶梅》长期在禁与不禁之中挣扎着。乾隆元年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透露： “《水浒》、《金瓶梅》诲盗诲淫，久干例禁。”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第916页。当局偶尔网开一面，《金瓶梅》就得以行世或畅销。远的不说，1957年毛泽东心血来潮说： “《金瓶梅》可以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于是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将《新刻金瓶梅词话》（插图本）影印了两千部，不知道是要考验还是奖赏各位省委书记。有趣的是，西方也禁《金瓶梅》。1944年5月20日是德国英泽尔出版社社长七十寿诞，这天他收到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寄来的一封别开生面的生日贺信：
从今日起，《金瓶梅》一书不再作为非法出版物而受到禁止。
因此，这部由库恩节译的《金瓶梅： 西门庆与其六妻妾奇情史》，终于在严令查禁十二年之后，得以重见天日。参见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第368页，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官方的事，我等蚁民管不着，也就不去管它了。试想在“纳粹”时代纵使你敢对戈培尔说个“不”字，那又有何用呢？好在近二十多年来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金瓶梅》出版之禁令似乎都已解除，各种版本的《金瓶梅》几乎都可合法面世。读者可各取所需，择善而读。
说到民间阅读，我甚为信服舒芜关于《红楼梦》普通读者的界定：
所谓《红楼梦》的普通读者，就是这样一些人： 他们识的字，够看懂《红楼梦》的大概故事。他们读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