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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意外机会使我再次踏进那家公司，看到她后朗声说道：“你好！”她也认出了我，笑眯眯地点头致意。
有时，老板让办公室的几个小姐深入一线，让她们看看做工的有多苦。老板这主意一箭双雕，小姐来到工地，会给我们劳顿的心带来一种安抚。
我和小吕的关系就是在工地上开始并逐渐走向深入。那天，我正带着工人在施工。小吕来了。有人问她敢不敢坐高空吊篮？她不知深浅随口说怎么不敢？我极力反对，可架不住一帮人起哄。她红着脸进去了。我不放心也跟着下去，嘱咐她不要看下边，抓紧吊篮。
楼高28层，两米长的吊篮架在楼顶，飘飘荡荡。开车后，随着“咔咔”的声响，吊蓝往下一沉，摆动幅度大了。她“哎呀——”一声惊叫着扑到我身上，惹得楼上的人笑成一片。她紧紧搂着我。正是夏天，我也是薄薄的衬衣和一条水洗裤。在吊篮下降的几分钟里，我在紧张急促的心跳声中真切感受到饱满双乳挤压后背的味道……尽管我是完婚之人，却在与她猝不及防的身体接触中有了一种妻子不曾给予的全新感受。
吊篮落地后，我掰开她的手。她的脸水水的，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前额上的一缕黑发纷乱地沾在眼角边。阳光火火地照在她的脸上，一片耀眼的晶莹。我把她扶到阴凉处，告诉她别动，中午一起吃饭。说这话时，我的心情挺复杂，不知是怜香惜玉还是内疚，毕竟是自己没能坚持到底才让她无端遭罪。
从那以后，我俩的关系明显近起来，接触也日见频繁。有一次，老板在会上说我拿了供货商的回扣，看着老板张牙舞爪的样子，我不想解释。可小吕站起来，公开为我辩护。
散会后，我和她同路。我说你没必要解释。她说不怕！能干就干，不能干走人。
过了些天，小吕又一次到施工现场，并要上主楼旋转厅顶。大厦楼高36层，最高3层没有电梯，通往顶层平台的又是一个很陡的铁梯子。她只上了几层就喊害怕。我只得下来接她。在一人多宽的铁梯上，我一手抓住扶栏，一手护住她的腰。到了楼顶，我才长出一口气。那时候，她忽然一下子扑进我的怀。我一愣，但很快镇定下来，推着她的身子说：“我一身灰和土，把你给弄脏了。”
她没有松开，一会儿，我觉得两滴热泪落在肩头……我拍着她的手臂说：“小姑娘就是爱动感情，帮你上个楼梯算什么？你不是要蹬高远眺吗？”说着话，我把她扶到了墙边。她只往楼下看了一眼，就吓得转到了我的身后，紧紧抓住我的胳膊。
我说：“你这是何苦？想看又怕……”
她没说话，眼泪又落下来。
我说：“咱们走吧，要不然你的眼泪该把大楼冲跑了。”走到楼梯口，她猛地拽住我问：“喜欢我吗？”
我说：“喜欢，公司的人都喜欢你。”
“你知道我喜欢你吗？”
我心里一惊。
平时，在一起闲聊，我常和她说当知青及下岗后的遭遇；也谈过对文学的热爱。尽管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出了她内心的感情波澜。可又觉得坎坷的经历早已将自己原本细腻敏感的性格磨练得粗砺尖硬，除了挣钱，对别的事情不感兴趣，不可能掉进布尔乔亚式的温情中。但是，和她在一起毕竟是轻松快乐的，她的青春靓丽、知识结构，活泼外向与妻子的沉静内敛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更吸引我。我甚至觉得她就是昏天黑地生活中扑面而来的清风，自己乐意迎风而立。
“我一个半大老头毫无魅力可言，千万别浪费感情。”
“我就是喜欢你半大老头！”
“喜欢就喜欢，互相喜欢，这也符合异性相吸的道理。”我开着玩笑，并用脚在楼顶划了一道印后说：“喜欢归喜欢，可中间还有一条河，泾渭分明。”
她却一步跨过那道印儿说：“我就是要把水搅混！”
我怕她把水搅混，我不想背上“情变”的包袱。经过几天的苦思苦想，我把家人的合影拿给她看。
然而，她却真的走进了我的心，有一天她没来，公司的人说她姥姥去世了。她父母是搞地质的，长年不回家。她和姐姐是姥姥带大的。姐姐去澳大利亚后，她和姥姥相依为命。一想到她失去了眼前唯一的亲人，我觉得应当去安慰安慰她。这次见面使彼此之间心存已久的微妙感情一下子明朗凸现……
我的出现叫她喜出望外。“我爸妈下午刚走，他们一走，我的心里空荡荡的，”我没有说话，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头。
“我找到了你的东西。”她从书柜顶上拿下一本杂志。
我说“你还存着呢？”
“全存着呢！你以为就存着你写东西的这本，美得你心肝肺疼！”
我笑了，跟她在一起总有新感觉。她也笑了，笑着将双臂攀在我的脖子上，额头抵住我的脸。
“你应当找男友，再耗下去没人要了。”我挪开她的手臂。
她曾说过读书时有过男友，临近毕业在一起说到分配去向时。她问他是否和另一女孩子分到一处？他告诉另一女孩子是为了维护他俩间的关系虚构的。她不相信那个被他说的神灵活现的女孩子是虚构的，即使是虚构的，她也在这个过程里看到他的脆弱，任凭他怎么解释还是提出分手。
我起身从书包里拿出一瓶红酒，倒了两大杯。她端起一杯，一饮而尽。倒满后又要和我干。我说：“姥姥没了，你心里难过，可也不能这样喝。”其实，我明白她为什么不快活。她低下头，泪水流落在酒杯里，溅起几滴红珠。我放下酒杯将她拥进怀里。她伏在我的肩上啜泣着。我说喜欢看她快乐的样子。她不哭了，仰起脸……我说这一脸硬胡茬子该把你的小嫩脸蛋儿扎坏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在心里告诫自己：千万不要伤害她。她把自己过去寻开心当真了，决不能再往前走了。她用手摸着我的胡茬子说喜欢成熟男人。我说成熟是用眼泪和痛苦换来的。
我要走时她让再陪一会儿。我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早晚也得走。
出门时，我心痛地读懂了她凄凉忧伤的眼光。自由的生命没有声音，能够彼此呼唤的只有心灵的感应；真挚的情感不分先后，能够彼此给予的必然是身体的呐喊。但是，下岗后外出做买卖时，妻子怀抱女儿到火车站送行的忧伤目光和低声叮嘱以及女儿“爸爸、爸爸”的柔声细气的呼唤早已牢牢锁定在心中，永远也打不开。这是一种真实的沉重！再痛苦，再压抑，也要把已结下的果实挑到生命的尽头。况且，下岗对男人来说不仅是失去工作，简直就是一种耻辱和一种失败。我曾在重建人生的过程中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觉得什么也没有比吃饱穿暖、平安稳定更重要。
我的态度促使小吕离开了，可那曾经的浪漫情愫却永远离不开我的心……
永远的日子
我和妻子走进婚姻的时间是1984年4月24日下午3点半。
我们约好下午3点半钟在天坛街道办事处的门口见面，结婚登记处设在街道办事处。
当时，我们都不愿意随便请假，一是已经商定将平时好不容易才积存的一点存休用来旅游结婚；二是两个人又都在各自的单位里面负一些小小的责任，不好因私事请假。
天坛街道办事处在位于天桥十字路口西北的草市胡同里。我是3点20分到的，站在办事处门口向南边张望。我知道她从南边过来。与人约会，我总会提前几分钟到达，怕让别人等自己。谁知，这样一来，人家即便正点到，我也会因为自己提前到达而着急对方为何不早到。明知道这是自己的毛病，但习惯成自然，改不了。3点25分，她来了。她刚在胡同口露面，我就看见了，顿时，一股甜美的感觉在心头荡漾开来……
她也看见了我，老远老远就笑了。
结婚登记处的房间在办事处大院的西边。负责办理登记手续的是一位40多岁的女同志，她和蔼地问了些诸如怎么认识一类的问题，又让我们各自填写了表格。前后不到5分钟，两本崭新而鲜红的结婚证书就摆在了我们的眼前。那位女同志在我们的结婚照上用钢印按了章，因使力脸涨得通红。妻子急忙递过去一包用大红纸包好的喜糖，并且连声表示“谢谢！”
在那位女同志的祝福声中，我们走出了那间决定下彼此间关系的小房子。我攥住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