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嗬！真呛！我给自己的泪流满面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我用力洗了胳膊和脸，甩着手走进办公室，用一种挑衅的口吻对老宋说搞好了，再检查检查去吧！老宋没说话，从抽屉里拿出签好字的验收报告。
几天后，我收到老宋打来的传呼。他让我参加在五星级酒店王府饭店举办的开业仪式。我向他道谢并表示不去。老宋在电话里沉吟了一会儿后说出一个人名，又问我知道吗？我说知道，中国人都知道他是香港大富豪。老宋说我只是他手下的一个打工仔。我惊讶地感叹道：您怎么那么大岁数还打工？老宋说希望你好好努力，将来能有自己的事情。
那年的夏天，一个香港老人的话永远走进了一个想干事业的年轻人的心。
都市新行业
如今，人们对诸如：“自由撰稿人、经纪人、自由摄影师、职业炒股者”等角色已经不再陌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心和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在潮起潮落与新旧更迭以及自生自灭之中，又冒出一批尚未被人们了解的、甚至是鲜为人知的新行业，比方说：“职业经理人、私家侦探、星探、刀客、职业炒房人、职业IT人”等等。
职业炒房人的发源地在上海，好比职业炒股人诞生在深圳一样。比较发达的市场是其存在、生长、壮大的经济基础，关键问题是市场迫切需要这种角色，也就是俗话说的应运而生。随着北京、广州等地的房地产交易日趋活跃，也出现了以“炒房为生”的人。他们以较低的价格从房屋拍卖市场买到房子，然后再卖掉，从中赚取差价。
严格一些，“星探”不应当算是新兴行业，很早以前，各电影摄制组就活跃着一批扮演“星探”角色的人物，他们的头衔一律是副导演，主要工作就是深入基层，到相关的文艺表演团体和工厂机关医院学校，去寻找适合于影片所需要的角色。而港澳台地区的确活跃着一批名副其实的“星探”，他们的主要工作不仅仅是发现适合于影片需要的角色，在更大程度上是发现有一定发展潜力的少男少女，这是需要一点眼力的，因为这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万一看走了眼就会赔钱。即便是现在，内地的星探和港澳台星探仍有很大区别。
“刀客”就是保镖，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员比较特殊，其构成主要是摔跤、散打、柔道等专业运动队退役下来的运动员。
一般说，运动员的出路只有三种，一个是比赛成绩斐然，拿过世界或亚洲的前三名，有可能留下来当国家集训队教练，而那些在国内比赛中取得上佳成绩的则被分配到各基层运动队或青少年体校当教练。还有的运动员去影视剧组当替身演员，影视界小有名气的特技队，几乎全部是从摔跤队和柔道队下来的退役运动员。说是当替身，实际上就是去挨打，有时候，拍摄一个场面得换3次衣服，换一次衣服挨一回打，委曲求全挣辛苦钱。
私家侦探大多以“信息咨询中心”的面孔出现，躲闪的原因在于“这件事”本身的“合理不合法。”说合理是因为有市场，需求量不小；说不合法是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任何出于非法律程序以外的个人目的，针对公民人身、隐私的跟踪和监视行为都是违法的。大部分从业者对是否从事“私家侦探”一事保持低调，只说是给朋友帮忙。
现在，上海、南京、成都、沈阳等城市有挂出“调查公司或调查事务所。”那些调查公司肯定在做“寻人、寻物、调查相关数据”一类的事情，毕竟，每天的报纸都在刊登这类消息，市场不小。
这些年来，中国人的思路正在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人们逐步意识到自己是真正的主体，自己才是打拼事业的唯一资本。个人的年龄、爱好、才学、阅历、文化修养、社会关系、判断能力，甚至性情——能否善意地对待周围环境，能否在关键时刻不服输，能否宽容地与人相处等等，都有可能转变成为能否干成一件事的要素。
随着社会进步，生存环境会变得更为宽松。据国家统计局国民收入调查显示，1999年收入最高的3个行业是科技、房地产、金融保险，其中，30岁以下的人员由于受教育程度高，掌握的技能适应市场需求，人均收入较高；40岁以上收入偏低。这种差距的下面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就是30岁左右的年轻一代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为他们父辈当年所不敢想象的个人财富。
另外，人力资源也在随着社会进程于不声不响之间进行着重新配置与整合，每个人都面临着不提升和改变自己就会被淘汰出局的危险。实际上，竞争激烈的残酷表面现象下潜藏着的却是公允公平公正的暗流，睁大眼睛寻找，或许又可以发现一个新行业，并且率先做起来，成为“天下第一人。”
耐人寻味的自愿失业
有人说，“下岗”一词将在新世纪到来不久后销声匿迹，而被世界通用的“失业”所取代。据有关部门统计，2000年底全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另据有关部门测定，北京地区2001年的失业人数将达到16万，而年龄偏大和文化水平较低是失业人员的主要特点。估计咱们界定年龄的标准比其他国家低，有人开玩笑说28岁在计算机行业可以算是“爷爷奶奶”了，玩笑归玩笑，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很多单位在招聘条件中公开提出只要35岁以下的。想一想35岁就面临年龄危机真是让人心酸，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做，还有很多很多的理想没有实现，怎么说老就忽然一下子老了呢？
于是，有些人为了逃避种种人为设置的条条框框，更为了避免失业，索性自寻出路——心甘情愿地从单位里走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西安、武汉等大城市中究竟有多少人自愿辞职没有详细统计，但他们绝不会到政府机构去登记，他们的就业问题不在政府的关怀范围内，他们没有被统计在3、1％之内。有人把这种从单位走向社会的行动称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生存状态的“再社会化，”也有人说这是一种非常“酷”时尚行为。
在今天这样一个讲究实际的社会中，有人肯为所谓的梦想而舍弃谋生的单位工作，在绝大多数人眼睛里不是神经病也是精神病！但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着一些感情大于理性的人，敢于为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想将自己置身于悬崖绝壁上，体会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滋味。
从理论上讲，敢为先者往往会成功，毕竟一种事物的发展和宽松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当然，自愿失业者也会隐约感到有种失落感，这可能和人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某时境况有关系，心里的悲哀和忧愤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那些死抱着“官本位”不放的人。因为时至改革的今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还将一些敢于把自己置于“不拖累国家”境地的人划入另类，骨子里歧视那些没有单位的人。
依靠自己也是一种正常化的社会定位，是不是只有死抱单位的饭碗不放才算最具大众意念的人生选择？为什么在新世纪到来、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计划经济体制下派生出来的从属心理和依附思想还有这么大的市场？
尽管当前社会压力较之以前消退了许多，但每个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和不断更新观念，迎接信息社会的挑战，这是来自内心的真正困惑。社会的进步必然伴随着人们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创造人生、自主择业、甚至于“自己给自己当老板”等理念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文明社会的标致就是尊重个性，无论个人在什么位置上，能够给国家减轻负担、并尽可能发挥优势的人最受社会风气的赞许。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过度不仅是一种趋势，更是一种进步。
努力挣钱
我出生在50年代，受传统文化和家庭教育的影响，始终把钱看得较轻。
说自己把钱看得轻，有两种解释：一是对朋友肯花钱，从不算计。人们评价一个人是否够朋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对待钱的态度。钱是试人“纸。”二是做事轻易不讨价还价。我曾在一个单位做过广告业务员的活儿，前前后后拉了不少钱，非但没拿到一分钱提成，反而领全单位的最低工资，理由是广告业务员就是拉广告的。没多久，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