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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1984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
综合二“按得票多少为序”及其他（2）
正是在这样洋溢着民主自由和团结和谐的热烈气氛中，大会顺利地进行到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新一届的理事会，以及由理事会选举新一届的主席团。为了历来最引起领导部门费心血、伤脑筋的所谓“人事安排”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成立专门小组，即使作协这样的群众团体，并非党政军机关，也一样地早早地就酝酿名单，征求意见，谁上谁下，谁进谁出，煞费苦心。大会以前，大家已经听到传闻：作协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大会筹备情况和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时，党组书记张光年问：那个由人事安排小组提出的名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指令性”的就要保证执行，“指导性”的还可以商量。胡耀邦总书记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见《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204页）。还说：作家的会，选上谁就是谁。就在那次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还决定撤销那个“人事安排小组”，“选举由各协自理”（见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册605页）。而这个“人事安排小组”，早在同年2月已经拟就了“作协”主席团和书记处的名单了（同上书）。中央领导人如此鲜明的态度，自然给代表们极大鼓舞，也给了代表们在候选人名单上行使正当选择权利的自由。
按理说，既是民主投票选举，即使等额的选举，只要不是走形式的“鼓掌通过”，而是让投票人在候选人名单上画圈，就必定出现得票有多有少的结果，上自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党派中央委员会、各人民团体的领导机构，下至基层党支部、车间工会、学生会，概莫能外。按得票多少决定当选与否和当选人排列次序，本是最正常的事，属于最起码的民主常识，连小学生也懂得的。可怪就怪在这里，本是天经地义，人们反而觉得陌生；那些不正常的东西，久而久之，倒不觉其异，一旦还生活以本来面目，人们反而感到新鲜了。因为，多年以来，在选举问题上，还有一个同“按得票多少为序”相对立、并且一直施行的不成文法，叫做“按姓氏笔划为序”。
揆诸史实，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直到1956年第八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历来都是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载入皇皇文献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五十六人名单，也是按得票多少排列，见之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郑重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新中国成立前后成立的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等群众团体，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领导机构成员，也无一不是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名单。在当时，人们也都习惯了，似乎谁也不曾想到还有别的什么方式。直到全国解放，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似乎从未听到有“按姓氏笔划为序”这一说。
可是自从1954年9月28日报上公布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六十五人名单起，开始了按姓氏笔划排列。也可能由于那次是等额选举，而候选人又全都是全票。从此沿用至今，除中共“八大”那一次以外，几乎无一例外了。“文革”时期，公开见之于报刊的选举结果名单又有新的创造。如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名单，见报时将毛泽东、林彪两个名字特殊地单列一行，用大一号的字体，下边才是“按姓氏笔划为序”。其实，那个时候，什么“为序”都一样。虽也照例投票，必定都是全票，倘若稍有差池，林彪、江青、康生及其御用鹰犬们立即就会定专案进行仔细追查的。在野心家擅权、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民主和法制被践踏殆尽的年月，一切都谈不上。
然而，在政治清明的新时期，在党中央多次强调发扬民主、尊重法制的今天，在选举这件事上，为何仍然抱住“按姓氏笔划为序”这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不放呢？既是投票选举，无论差额或等额，得票必定有多有少，只能而且必须尊重投票人的意愿和投票的结果，任何人都无权改变排列次序。但我们有些会议主持者或有关领导机关，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权力，竟以为自己可以任意改变，而且也敢于这么做了。他们也许是被多年的旧习惯和旧观念束缚住了手脚，或者出于种种考虑，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结果仍然回到老路上去。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确实是一种顽强的、可怕的势力。
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的理事会名单，报上“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本来是完全符合民主原则、因此也大得人心的事。过了两个多月，“作协”主办的《文艺报》在同年第三期发表同一名单时，却又恢复为“按姓氏笔划为序”，不少人看了都很纳闷，猜不透这一改所为何来？既已在报上公布，名单未增未减，又何必耗费许多精力变换一下排列次序，多此一举？于此人们又一次懂得，改革经济体制很难，改革上层建筑更难，至于改革自己头脑里的旧观念、旧意识、旧习惯，就更加难上加难。
“作协”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不久的初春，我有机会去江南一行，过上海时，特地去问候巴金主席，同时向他转告大会上的盛况，简要地说，就是在党中央直接关怀和指导下，自始至终充满了“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气氛。巴老也为大会的顺利召开而高兴，赞同许多作家称此次大会为“第二次春天”，期盼社会主义文学出现又一次丰收期。那一个时期，文坛上确实迎来一片明媚春光。只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后又一次风云突变，寒气袭来，责难四次“作代会”的噪音四起，连同“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理事会名单那么一件小事，也被人一再提及。作为当事人之一，我以为这件事并未做错，至今无悔。而且，自1987年起我已获准离职休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综合二笔名勾起的记忆
大半生与报纸杂志结缘。中学时代开始胡乱投稿，后来长时期编副刊，编刊物，前后用过不少笔名，大约有二三十个。用得最多的是袁鹰，渐渐成为正名，直到如今。有的仅用过两三次，有的用得多些，大都随手拈来，没有太多含意。南京《开卷》主编董宁文君要编一本《我的笔名》，来信索稿。这是个好主意，肯定会编出很有趣味的书，也勾起我一些尘封多年的记忆，好似曝了光的胶片，仅仅剩下一些若有若无的淡淡痕迹。
先说“袁鹰”，大约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用的。初中毕业，不愿在沦为“孤岛”的上海继续升高中，很想远走内地去大后方，但是交通很不便，要穿过好几道日本侵略军的封锁线。祖父和父母不放心，何况还要筹一笔路费和求学时的生活费，因而对我的愿望踌躇不定，实际上不同意。最后也没有走成。我在彷徨苦闷又无可奈何的心情中写稿，就想了这个笔名。学习鲁迅先生用母亲姓氏，鹰就是表达远走高飞，后来还派生出另两个名字，一是“高隼”，另一是“侯千里”（猿和猴是一家，苍鹰一飞千里）。在这之前两年，尚在初中时期，有一次向《学习》杂志投稿，请好友李延宁交给他的舅父蒋天佐先生，天佐先生是《学习》编者之一，大约出于鼓励，将那篇小文发表了。文章题目《我和文学》大而无当，其实不过是写些一个少年人如何对文学发生兴趣、读了些文学书籍罢了，署名“越人”，因为刚从沦陷的杭州避难到上海。那时期开始向《申报》副刊投稿，署名“裴苓”，现在已想不起何以会想出这两个并不怎么通用的字。
后来又常用“蓝羽”和“江水”两个笔名。大抵写散文用“蓝羽”，一来觉得这两个字比较美，二来刚学写何其芳、丽尼式的散文，“画虎不成反类犬”，有“滥竽充数”之意（“蓝羽”二字的谐音）。写诗时多用“江水”，是因为总爱古诗词中写到长江、黄河、湘江烟波浩淼透出的境界。
抗战胜利以后，上海报刊蜂起，自己也开始编《联合晚报》副刊《夕拾》，写得多而且杂，署名亦如是。编副刊时，曾用旧诗词形式作打油诗讽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措施和社会弊端，署名“白乐夫”（诗）和“李浊照”（词），是从白乐天和李清照两位古人的名字套来的。诗用“感时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