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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说，关于《长短录》的事，对你很抱歉！”
十年以来，我第一次听人说表示抱歉的话。出于意料的是，偏偏说这话的是夏衍同志——他不需要向我抱歉什么，又偏偏是为《长短录》而发——说起《长短录》，惭愧得很，虽承夏衍同志指名要我参加，而且除他本人之外，其余吴晗、廖沫沙、孟超三位，又都是我素所钦佩的在杂文写作上各具风格的作家；可惜我那时住在西郊，忙于编写教材，只用“万一羽”笔名，发表了两篇文章，是五人中写得最少和最不称职的一个。因此，如果真要抱歉的话，就应当由我先向夏衍同志、先向《长短录》表示抱歉了。
《长短录》三十六篇文章，后人自可作各种评价，无论怎么说，林彪、江青的御用打手们加在文章上的一大堆帽子是一顶也戴不上的。人们倒是能够感受到作者们对国家民族的忧患，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对人民喜怒哀乐的关怀。至于对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的时弊，作者们虽然作了嘲讽和解剖，但又都是与人为善和实事求是的。今天读来，仍能深切地感到作者们期望切实改正我们思想、工作、作风中的缺点错误的拳拳心意。说长道短，本来就应该是舆论的天职，是舆论为社会、为国家、为广大读者应尽的责任。即便是议论了、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只要是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有用的，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参考和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中得到启发、得到教益，为什么不可以呢？同样，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时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即所谓的“社会主义之短”，指出来“道”一“道”，针砭一下，引起重视和警惕，从而积极采取措施，切实加以改正，不是更加应该吗？如果从上到下，大家沉醉于虚假夸大的成就，闭眼不看民生疾苦，闭口不谈国家艰难，养成一片颂扬捧场之声，满足于莺歌燕舞的升平气氛，那才真是危险不过的事。杂文写成那样，就是说假话，不负责任；报纸办成那样，作为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不就是严重的失职吗？
又是二十五年过去，今天再回首四十年前，如梦如烟，却又历历在目。五位作者，吴晗和孟超两位在十年动乱中惨遭迫害致死，吴晗同志更是被整得家破人亡。另三位，也是历经劫难之后，近十年中先后远去。他们都曾为我国现代文化事业呕心沥血，作出杰出的贡献，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也为后人树立文化战士的楷模，《长短录》只是他们丰功伟绩中极小的一部分。作为幸存者，我怀着对五位逝去前辈缅怀之忱，尽力向今天的读者还《长短录》的本来面目。
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副刊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副刊（1）
一
远在全国解放以前，我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听说过“南北二乔木”两位党内“大才子”的盛名。“南乔木”——乔冠华，1946年随周恩来同志在中共谈判代表团工作时，我曾经在上海思南路“周公馆”的记者招待会上，在陶行知先生猝然病逝的追悼仪式上，领略过他的丰采，其后又在香港出版的进步刊物上读过他署名“乔木”的文章。但是“北乔木”——胡乔木，则是全国解放初期我奉调到《人民日报》工作后，才有幸结识。虽然在那以前，早已学习过他的权威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也在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聆听过他所作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长篇报告了。
建国后相当长时间，胡乔木同志受党中央委托，主管《人民日报》工作。1953年初我刚从上海调到报社，就从老编辑言谈话语中感到他在报社有很高的威信，一说起“乔木同志”，都有点奉若神明。老编辑们经常介绍乔木领导报纸工作的许多轶事。他并不只是抓原则，抓方向，而是具体细致，从社论选题、重要文章的修改，到版面安排、标题设计以至语法修辞、标点符号，都常常过问，不允许有差错。1951年6月，他曾起草过一篇《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为语言文字问题发表社论，在《人民日报》以至整个中国新闻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因而轰动一时，影响深远。他曾到报社向全体人员作过《为办一张没有错误的党报而斗争》的报告，我虽没有赶上听报告，但不免战战兢兢，唯恐工作稍有不慎，在报纸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
大约1954年上半年，有一个时期，乔木要求报社编委会指派一名编辑每天上午十时到他那里去介绍有关当天报纸情况，听取他对当天报纸的意见，回来在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传达。每人轮值两周，每天约一个小时。我是接王若水的班担负这一任务的。第一天去时，若水带我乘坐报社派的悬有特别通行证的专车，驶进中南海西门，直到乔木住所门前，穿过回廊，走入他的办公室。我有点忐忑不安。他让我们坐下，倒了两杯茶。若水介绍我的姓名，介绍是文艺部的。乔木问起我的籍贯，我说是江苏淮安。他随即说：“哦，你们那里九中（原江苏省立第九中学）在苏北很出名，你是九中学生吗？”我连忙回答全家1934年就离开淮安，我才十岁，没有来得及上九中。他又问我的经历，在哪里入的党，从何处调到报社来的。他的盐城口音同我们淮安话差不多。我一一回答，虽然仍有点拘谨，紧张的心情却渐渐消除。
每天去乔木处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听他对当天报纸的意见。由于我在文艺部，对报纸其他版面的稿件情况（比如经济宣传、国际宣传）并不了解，无从向他汇报。例如有一天他问起一篇经济评论是否经过有关部门看过，他们有些什么意见，我嗫嚅地回答不出来，顿时感到窘迫愧疚。乔木并未批评我这个“联络员”的失职，只是温和地一笑。接着就说：“有关部门领导的意见应该听，特别是事实部分。但是也不一定事事照办。报纸是中央的报纸，不能办成各部的公共汽车。”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意见，我当天下午在编前会上一字不漏地传达了。有一两天他对报纸的意见不多，就闲谈几句。他知道我在上海生活较久，就问起上海在沦陷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旧事，问苏州河水是否比过去清净些了，问“跑狗场”（逸园，现文化广场）现在派什么用处，问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的现状，我的简略回答未必会使他满意，但我实在佩服他的记忆力，二三十年前的人、事和地名都还记得那么清楚。
二
1956年上半年，经党中央批准，《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一次重大的改革，由原来基本上按苏联《真理报》模式的四个版（后扩充为六个版）扩大为符合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报纸传统的八个版。乔木显露出办报行家的才能，几乎领导了改版的全部筹备工作。他原先就常到报社来，那一时期更加频繁，几乎每星期要来一两次。有一天他对文艺部主任林淡秋说，要同文艺部编辑们讨论副刊问题。过去他来报社，大都是找邓拓等领导同志谈话，或者参加编委会的会议，偶尔也找理论部或文艺部负责人到他那里去。到文艺部办公室同全体编辑人员讨论工作，却是破天荒头一回。
那天，乔木坐在我们大办公室唯一的旧长沙发上，林淡秋、袁水拍两位左右陪着。我们都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面对着他们三位。他一走进办公室，可能感到气氛过分严肃，就先同大家一一握手，说今天只是同大家见见面，想就副刊怎么办的问题随便交换些意见。然后询问文艺部三个负责人过去编过什么副刊。林淡秋编过《时代日报》的《新文艺》，袁水拍编过《新民晚报》的《夜光杯》，我则短时期编过《联合晚报》的《夕拾》，虽然都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或是进步人士创办的报纸，但都是解放前的事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党报副刊怎么编，谁也没有经验。乔木对过去的副刊并未作任何评价，显然，我们这些简单的经历，他可能也了解，所以问一问，只是为了冲淡紧张气氛罢了。
那时没有录音设备，各人的记录详略不一。我一面用心静听，一面又随时准备回答询问，不便只顾低头作笔记，所以结果未能留下一份详尽的文字记录。那天，乔木前后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娓娓道来，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