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蹇先任见妹妹瘦了，但精神却很好，也就放心了。两个人互相叮嘱了一番，便匆匆分手了。等到在四川甘孜姐妹俩再次相见时，蹇先佛已经挺着大肚子，快要临产做母亲了。
望着妹妹那洋溢着喜悦和几分羞涩甚至还有些稚气的脸庞，蹇先任心里一沉，她知道妹妹还小，对在长征途中生孩子的困难和危险一无所知，快要生产了，却连件婴儿的衣服都没有准备，一种强烈的呵护之情使她决定留在妹妹身边，帮助妹妹渡过这道做女人的“生死关”。
事情果然不出蹇先任所料，过草地的第一天，妹妹便开始了阵痛，而且一次比一次剧烈，脸上大汗淋漓，不时地发出一阵阵痛苦而压抑的呻吟。
“先佛，咬紧牙，再坚持一会，你可要挺住啊！”姐姐此时显得镇定无比，她知道自己的情绪直接影响着妹妹，就是心里再没底，她也不能显露出来。
举目望去，大草地无边无际，一点可以遮的东西都找不到，这可怎么办啊？妹妹疼得坐不住马了，只好从马上下来，在姐姐的搀扶下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到底是老天有眼，就在姐妹俩急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时，在她们左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道低矮而破败的土围子。这下有救了，姐姐高兴得差点喊出声来，忙扶着妹妹移到里面。这时妹妹的羊水已经破了，鲜红粘稠的血顺着双腿流下来，姐姐赶忙把马上的垫子取下来铺在地上，让妹妹慢慢地躺下去。
随着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一位身材魁梧、英俊潇洒的红军指挥员策马赶到这里，他就是蹇先佛的丈夫萧克。这位穷学生出身的红军军官能文能武，为人豪爽正直，很快就赢得了当时在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任文书的蹇先佛的爱情。但在此时，望着临产的爱妻，他却局促不安，显得一筹莫展。
蹇先任虽然曾经生过两胎，却从来没有替人接生的经验，但在此时，她却成了惟一能为妹妹接生的人。顾不得多想，她便大着胆子，开始为妹妹接生。
一切都是陌生的，眼前是一片片殷红的血，耳边是妹妹痛苦的低吟，蹇先任觉得心跳得厉害，手也有些颤抖……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着，豆大的汗珠不时从脸上滚落下来，直到耳边清晰地传来婴儿一声嘹亮的啼哭，蹇先任提到嗓子眼的心才重新放下。
这天晚上，天色突变，风雨交加，姐妹俩虽然撑起了一顶小布帐篷，但还是浑身湿透了。总算熬到天亮，出发前蹇先任去土围外边牵马时，却不见了马的踪影，她四处寻找，茫茫大草地上，却连个影子也没有。
蹇先佛只好怀抱婴儿，坐在担架上行军。
在草地里抬担架可是个苦差事，萧克和蹇先任怕抬担架的同志受不了，就拿出自己的口粮来分给他们。当时留在红二方面军工作的李伯钊大姐也慷慨解囊，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口粮给先佛，而她自己却险些饿死在草地里。
坐了两天担架后，蹇先佛就不肯再坐了，萧克好容易为她又搞来一匹马，她只好骑马行军。
让人更难以想象的是，这位带着婴儿行军的女兵，后来竟成了红二方面军中第一个到达陕北党中央所在地的人。
原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部队在甘南一带准备同胡宗南打仗，先佛怕自己带着孩子行动不方便，影响部队行动，就同萧克商量，她带着孩子和马夫先向陕北保安——党中央驻地进发。
从甘南到保安，蹇先佛走了整整八天。
在军委后方政治部，蹇先佛见到了罗荣桓、谭政等同志，当他们听说蹇先佛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和马夫赶来时，都惊奇地睁大了眼睛。罗荣桓伸出大拇指称赞她：“勇敢，真了不起。”
到达保安不久，蹇先佛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多学一些知识，蹇先佛把孩子交给别人看管，自己参加各种活动。有一次在红军大学听报告，作报告的人讲得太精彩了，蹇先佛听得简直入了迷。会后，她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的报告讲得真好。”
被问的人顿时笑得前仰后合。
蹇先佛莫名其妙。
那人好半天才忍住笑，睁大眼睛看着蹇先佛，问：“你不是开玩笑吧？这个人你真不认识？”
蹇先佛摇摇头。
“简直是笑话，你怎么连毛主席都不认识？”
“毛主席，他就是毛主席？他住在哪里？”
“就在前面山坡的窑洞里。”
……
第二天下午，蹇先佛就兴致勃勃地去见毛主席，半山坡上有个警卫员客气地挡住她，问她是从哪里来的，她回答说：“我是二方面军的，刚从前线来。”
正说着，毛主席从窑洞里走了出来，招呼她进去，她高兴地把自己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认真地听着，还详细询问了二方面军的一些情况。过了一会儿，贺子珍抱着小女儿娇娇走过来，两个都参加了长征的女性见了面十分亲切，双方说起各自在长征途中的经历，仿佛有说不完的话。转眼到了开饭时间，毛主席走过来说：“先佛，你留在这里吃晚饭吧，有前方送来的牛肉罐头，也有干萝卜条。”
蹇先佛也不客气，坐下来就吃。
此时，她的姐姐蹇先任还带着女儿贺捷生留在甘南。
第四章 一路迁徙流血的悲伤（一）
七月的湘赣，酷热难耐，阴雨连绵。
红六军团白天怕暴露目标，只好晚上行军。雨后的道路泥泞不堪，经常有人滑倒。女红军们同男红军一样负重行军，身为机要员的陈琮英在一次行军时，因为天黑路滑掉队了，幸好遇见了另一位叫陈罗英的女红军。
“小麻雀，你怎么在这里？”陈罗英是做宣传和收容工作的，她叫着陈琮英的绰号，走了过来。
“我掉队了。”陈琮英说。
“快，快跟我走，敌人追上来了！”
两个人一口气跑出好几里地，才追上队伍。
之后不久，部队到了甘溪，同白崇禧的部队意外遭遇了，部队被敌人截成数段，相互失去了联系。任弼时同志这时又患了重病，一直高烧不退，有时手脚和头都肿起来了，陈琮英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她多么想为丈夫分担些痛苦啊，可是却做不到，部队天天行军打仗，有时一天连一口水都喝不上。躺在担架上的任弼时由4个人抬着指挥作战。由于长途跋涉，抬担架的人病的病，掉队的掉队，最后只剩下毛少先一个人，他咬着牙背着任弼时行军，陈琮英跟在后面用双手抬着任弼时的脚，一步一步地跟着走，翻过一座又一座山……
其余的10多位女红军战士大都被编在军团政治部行军。她们中有许多人已经结婚了，而且丈夫就在红军队伍里，但由于夫妻编在不同的建制里行军，一年中也难得在一起呆上几天，而且天天战事不断，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女红军们因此总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自己的丈夫突然“光荣”了。她们大都只有20多岁，是生命中美丽的花季，有时走在行军路上，还要采一束不知名的小花掬在手中。
“今天不知能不能见老公一面？”有人问。
“怎么，又想他了？”身边的姐妹半开玩笑地说。
“你不想我可想，都两个多月了，活不见人死不见鬼的，让人心里空荡荡的。”
……
一到宿营地，如果时间充裕，又没有什么任务，女红军们便开始寻找自己的“目标”，你找你的，我找我的，到处是热切而充满焦虑的眼睛，她们渴望重逢，渴望爱情，渴望在短暂的一分一秒里与自己最亲爱的人说上几句心里话，哪怕只是无言地对视一会儿，都是莫大的幸福啊！这诞生在战火硝烟中的爱情剥离了一切粉饰的表象，只把最美好最本质的内核留了下来，呈现在滚动的征途中，使之成为一道美丽绝伦的风景。
这样的时光往往短暂得让人无法把握，部队就又开拔了。在路上，女红军们相互关切地探问着：
“找到人没有？”
“是不是他另有任务？”
“也许是忙于什么事情。”
……
在这些问话里，包含着多少关切之情呵！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