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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到我身边的庆筠，对“写作”的“使命感”更加强烈。在国外走了一圈，他心有所感，极力想写一些有意义有深度的作品。这种“使命感”把他煎熬得很苦。当他在“煎熬”中时，我无法分担他的苦恼，也无法进入他的世界。我忙儿子，忙家务，忙自己的写作就忙个没完。我顶多能做到的，就是抱着儿子到屋外的草地上去玩，让他耳根清静，让他有短暂的时间可以利用。
我和儿子在外面玩了两小时，回到家里，他桌上的稿纸仍然空白，写了字的稿纸，全在字纸篓中，堆了满满一字纸篓。而他，头发凌乱，眼神落寞。
同一个时期的我，却写了好多篇中篇小说，我把它们寄给《皇冠》，都能刊载出来。《皇冠》的稿费不高（我后来才知道，这本杂志是如何惨澹经营的）。稿费虽不高，对我的生活，却已不无小补。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个发表的园地。我的中篇小说《寻梦园》、《黑茧》、《幸运草》……都是这时期发表的。有一天，我居然收到《皇冠》社长“平鑫涛”的一封信，信中写着这样几句：
“我们非常喜欢你的小说，读者反应也十分热烈。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每期给《皇冠》写一篇稿？长短字数都没有关系，《皇冠》篇幅大，可容纳较长的文稿……”
我捧着信，雀跃三丈。这是我生平收到的第一封“邀稿”信！我把信拿给庆筠看，简直“得意忘形”。庆筠看了信，十分纳闷，他总觉得我的小说写得很没“深度”。这样没深度的作品怎会有人邀稿！他立刻把我发表的那些中篇小说，拿来重读一番。看完了，他把杂志丢在桌上说：“你不过是在说故事而已！”
“对！”我承认。“我就是在说故事！”
“你连故事都没有说得很好！”他又批评。
“对！”我仍然承认。“不过，我会慢慢进步的！”
“如果你一天到晚写这些没深度的东西，你一辈子都不会进步！”他气冲冲的说：“如果你以此为自满，你就完了！你会陷在流行的、通俗的案臼里，再也跳不出来！”
我有些受伤了，抬头看他，我语气不佳：
“你去写那些藏诸名山、流传后世的不朽名着，让我去写没深度没格调的故事！我只想说故事，只爱说故事。我才气不高，学问不深。能写得出来，能有地方发表，我就很满足了！”庆筠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样生气。他整晚坐在桌前想心事，偶尔涂涂写写，又都撕掉。第二天他去上班，到下班时没有回家，我抱着儿子，站在门前等，越等越心慌。怕他出事了，怕他骑车太快了，怕他被车撞了……夜越深，我越怕。最后，我铁定他出了意外，哭着跑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公司早就下班，没人接电话。我又哭着打给麒麟，麒麟在工厂上班，或者知道下落。麒麟一接到电话就问我：
“你是不是和他吵架了？”
“没有！”我哭着说：“我没有跟他吵架。”
“安心啦！”麒麟喊：“一个大男人，不会有事的！你回家去等就对了！”我只好抱着儿子回家。午夜，庆筠回来了，我听到脚踏车声，就冲到门口去看他，一看他四肢俱全，完完好好，我竟“哇”的一声哭出来。庆筠把我一把抱住，连声说：
“对不起，对不起，我应该猜到你会着急。我只是和几个朋友去玩桥牌，不知不觉就玩晚了！”
我惊魂甫定，身子还在颤抖。那时候，家里都没电话，联络起来本就不便。丈夫一夜晚归，我似乎也犯不着小题大作，只要他安好，就什么都算了。我拭去泪，虽然心底仍然委屈，却也不再多说什么。谁知道，这种“晚归”，竟逐渐变成一种“习惯”了。
那年，麒麟和他的女友小霞结婚了，也定居在高雄，我们双胞胎都已成家，又住在同一个城市，时相往来，实在是件很好的事。但，我和庆筠的感情，却开始陷入风风雨雨之中。庆筠常常下了班就不知去向，归家时已是夜深。头几次，我会哭，会着急。次数多了，我不再着急，隙化为一股怒气。年轻的我，脾气一向就不很好。现在，身上的工作又十分沉重。小庆已牙牙学语，而且飞快的学走路。小家伙浑身有用不完的精力，爬高下低，跳来跳去，简直没片刻安静。我每天仅仅带他，已经筋疲力尽，何况我还要抽出能抽出的每一分钟，去写一些东西。现在，我写的作品，几乎大部分都能发表了。我有好几个固定的地盘，是从不会退我稿的：一家报纸的副刊，香港的一本文学杂志，和台湾的《皇冠》。我每月只要勤于耕耘，就会收到相当不错的稿费，这对于我的生活和写作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我就写呀写的，几乎没有停。我最大的错，是从没有去体会庆筠的“失落”。当他夜不归家时，我就生很大的气。我骂他没有责任感，没有良心，既不是好父亲，更不是好丈夫！他被我骂急了，就怒冲冲的吼了回来：“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能赚几个臭稿费，就有什么了不起！你知道吗？如果我不是要上班养活你，如果我像你一样，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写作，我早就是大作家了！都是你！都是你！你害惨了我！你谋杀了我的写作生命！我会夜不归家，就因为你！因为我苦闷，因为我不要回家面对你！”
这太残忍了。夫妻一旦吵架，常会说些最刻薄的话，但是，这些话也正流露出对方的心态。他这样一吼，我就被打倒了。我踉跄着往后退，又气又急又伤心，眼泪就夺眶而出。一面哭，一面就去抱儿子，要抱着儿子冲出家门，永不回来，免得让他看了讨厌。我抱着儿子跑，儿子看我哭，他也哭，用小手摸着我的眼泪说：“妈妈哭哭，小庆哭哭！”
儿子这样一说，我更是泪不可止，那场面实在惨烈。我抱着儿子奔到房门口，庆筠一下子拦过来，把我们母子都圈在他的臂弯里，苍白着脸说：
“不许走！不要走！我吵架说的话，你怎么能认真？你们母子两个，是我整个的世界呀！我什么都没有，连写作都没有，我只有你们两个！难道连你们两个，也要遗弃我了吗？”
我站住，然后哭倒在他怀里。听了他这种话，我怎么忍心走？走？又走到何处去？我不是下定决心，要和他恩恩爱爱过一生吗？我们不是要用三百六十五日的相思，来奠定百年相守的美景吗？连离别的日子都挨过了，怎么相守的日子反而如此悲惨呢？我收住步子，不走了。但是，我们之间的情况，却每况愈下。
十三、二十五岁
那年冬天，我开始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
在写《窗外》以前，我尝试过很多长篇的题材，写了《烟雨蒙蒙》的第一章，写不出第二章。也写了许多其他的第一章，就是写不出第二章。总觉得心头热烘烘的，有件心愿未了。最后，我决心写《窗外》，那是我自己的故事，是我的初恋，这件恋爱始终撼动我心，让我低徊不已。我终于醒悟，我的第一部长篇，一定要写我最熟悉的故事，我最熟悉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写《窗外》的时候，我非常小心翼翼。我不敢让庆筠看到我的原稿，怕他又翻出我的过去，来和我吵架。所以，我都利用他上班的时候去写。
小庆在一岁七个月大的时候，已经能跑能跳，能言善道。我为了要写作，只好每天上午，都把他送托儿所。小庆不喜欢托儿所。每天早上，托儿所的车子来接他的时候，他都会抱着我的腿不放。我必须用最坚强的意志，来克服我的“不忍”。每次把他拉上幼儿车，他就放声大哭，一面哭，一面惨烈的哀叫：“妈妈呀！我要跟你在一起！妈妈呀！我不要去学校！妈妈！小庆乖乖不会闹……”
车子走了好远，小庆的哭叫声仍在我耳边萦绕。我掉着眼泪，冲上楼，面对一叠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