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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这么想了。他自己消遣自己：海伦？妈咪？喂，我没走错家门吧？
叫习惯了。我随便地打发他。妈妈也不答理他，因为这个问题我们都不愿谈，谈到一个程度，再深不下去。
爸爸感觉蹊跷，蹊跷到一个地步，他也只能暂且回避，回头慢慢消化。他另起话题说起我姑姑的孩子，成城这孩子真有出息，自己考上哈佛的全奖了。
妈妈说：我就知道这孩子错不了。成城从小就不让大人操心。当年她回国对我姑姑说，将来成城如果想出国深造，她一定会全力帮忙。我姑姑说：成城是会出国读书，但他必须自己考出去。
我听完就说：这个学期完了，我要飞到东部去。我要去那里上大学。
说完有点心虚地等待妈妈的反应，不料她只是轻微地笑笑。她无非想表明她不把我的话当真，不把孩子的任性当回事。
我说：你没有意见吗？妈咪。
妈妈仍然平淡地说：你最好是选择加州的大学，给我学一个找得到工作的专业。
我喜欢那边。我一直都想去那边。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一直想这事。
爸爸说：好，独立。像你妈妈。
妈妈扫了爸爸一眼，爸爸马上配合地闭了嘴。妈妈接着说：她不去东部，她上加州的学校。这是我可以负担的。句号，不要再争了。
为什么我非要在这里？
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虐待你了。
我妈妈像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女性一样，敏感、有点自恋和对这个世界隐约的羞耻感，却严重地缺乏幽默感，特别是拿自己开玩笑的幽默。突然间幽默起来，我都不知道如何做表情。而我爸爸先我一步知道这时可以（或者说应该）笑。
他笑了，我才跟着笑。最后我妈妈自己也笑，她才意识到她也会幽默。而她感觉我爸爸是最早一个开发她幽默潜能的人。
临走妈妈往爸爸手里塞了一包东西，再次从我的辈份发出称呼：这是给爷爷奶奶的。这是给姑妈的礼物，这个是给姑夫的。没有给爸爸的东西。其实我妈妈最想送的人就是爸爸了。可是那样礼物就不是礼物了。她几乎没有去看我爸爸的眼睛，埋着头，她在哭时从来不红的鼻头会在她害羞和激动的时候发红，红得晶莹剔透。她的动作急促而羞怯，却不想让我们察觉这种急促与羞怯，生怕她由于内疚急于想补偿我爸爸一家人的心情被我们发现。
我明白这些礼物的意义，它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就像妈妈改口按我的辈份称爷爷奶奶一样，它是另一种表达方式。礼物就是请求。
爸爸看着她前妻慌乱的手，说：你这是，唉，太客气了。他笑了两声，又接着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妈妈把礼物从自己手上递出去时，一阵丢掉包袱后的轻松。
是我爸爸太客气了，客气到不想让我妈妈再这样内疚下去，于是收下礼物，收下我妈妈包装在礼物里的无限内疚。那么重感情地冲妈妈笑笑。这笑让我妈妈知道自己已被原谅了——他即使没有原谅他的妻子，但他一定原谅了他孩子的母亲。于是她更深地内疚起来。
第十四章 天下的父亲都一样（1）
爸爸只在三藩市逗留六天，我开车带爸爸到处逛逛，我的学校，我常去的图书馆，我最喜欢的电影院。我们两个又像哥儿们那样，或者说就像一个锅里的豌豆。这是英语的说法，我的母语没有这种表达，似乎我英语的部分占了上风。而这部分恰是爸爸不熟悉的，我迫切地想让他了解我的一切。而我妈妈又迫切地想知道我爸爸的一切。每次回家，我妈妈都急迫地问我，你爸爸有女朋友了吗？
我说：你想知道啊，那你自己问呀。
她嘴唇一翘：你们每天在一起，难道他就没说吗？难道你就没问吗？你怎么一点也不关心你爸爸。
我说：这叫什么关心，如果关心他，就帮他找一个。
她知道我又在跟她斗气，便不说话了。
我没有告诉妈妈其实我每天都在问我爸爸这个问题。他交待我走后他确实谈过两三个女朋友，可是后来都觉得不合适。我提及他的那个女徒弟，他突然眼神一暗，带过一句：她小孩都已经能打酱油了。我想爸爸心里一定有某种遗憾，而这却是由我造成的。我对爸爸说对不起。他摸摸我的头，对不起什么呀。我们真在一起了也不一定合适。我不打算告诉妈妈这些，因为我并不信任她。
爸爸临回国的时候，妈妈终于改变了问题，换成问你爸爸有什么需要我们在美国为他办的吗？这次爸爸还真有事求我妈妈。爷爷得了老年骨骼疏松，爸爸听人说美国有一种药非常有效，只是不知道哪里有卖的。在饭桌上我说了这事。大卫说他有一个亲戚在这家药厂做事，一会儿突然悟过来，其实是他前妻的亲戚。但他仍然可以帮忙问问。我爸爸听说了，说：哟，原来老外也讲走关系啊。我说：别的老外走不走后门我也不知道。反正与中国人联姻的老外都学会了中国人的那一套。
大卫帮爸爸买了药，交给我。我突然说：大卫，为什么你不自己亲手交给我爸爸呢？大卫看了我一眼，想琢磨我有何企图，然后说：我可以这样做的。相当理直气壮的样子。他就是想告诉我他毫不心虚。
这么多年相处下来，我发现他是一个可以让我接受的人，除了有点吝啬，有点故作姿态之外，没有太大的毛病。相中了一件家具，可以耐心地等待大减价，而且总能等到；钓鱼钓到母的小的放生，属于环保主义者；开车遇到暂停标志，即使在荒无人烟的地带，也要让车胎与地面磨擦三秒。他已经被我妈妈训练得很中国，像中国人一样晚上洗澡；吃惊时像中国人一样“哎呀”一声；会说亲爱的，我想吃你的上海泡饭。而且已经征服了黑蛋（他始终管松花蛋叫黑蛋）？只是必须泡在上海泡饭里吃。而有时他仍然美国得十分地道。每次我练完钢琴，正觉得自己的粗枝大叶，却总能得到他慷慨的赞美：真美妙真悦耳你太棒了。从那种由衷与夸张看来，是地地道道的美国性格。连批评我也先以表扬为铺垫：你做得非常好，但是如果可以这样一点，那么你就完美了。
这时是高中的最后一年，我在大卫的大学拿了一些课，其中一堂就是大卫的英语写作课。我和他的关系不经介绍没有人会怀疑。妈妈笑问上继父的课有什么感觉？我笑答就跟在家一样，只是在家我不用作笔记，因为我不用考试。
他给我们讲美国文学。他竭力演出，其实就是努力地把美国文学入门者逗得哈哈直乐，而且他还要对下一批再下一批的学生重复同样的笑话。在最容易赢得笑声与共鸣的时候，他有意识地做片刻的停顿，让全教室出现整体的急切，他再继续，果然效果特别好。然后他的眼睛会投向全教室乐着的人群，像是欣赏自己的作品。就在他向全教室机警且飞快的一瞥中，看见一个像走了神的东方女学生，木讷，抵触。那是他十二岁继女在饭桌上的表情。
这个女生多是不笑的，这些笑话她已经听了三十二次了。我也觉得这个女生这样不好。一群人已经被征服得东倒西歪地笑，只有她像要跟别人过不去似的正襟危坐，脸上一副不屑一顾的老派。这是对别人劳动的不尊重，几乎关于道德品质的问题，而且严重地缺乏集体主义精神。更要命的是有时她会单枪匹马地笑在前头。就像一个相声段子听了十几次了，太清楚哪里是铺垫哪里是高潮，在高潮到来前早早安排好的笑声有时没有控制好，就提早释放出来。到了大家共乐时她已经笑饱了。几次后引起同学的不满，像是搅了他们的好戏。
总之我笑与不笑都非常诡秘，与众不同。几堂课下来，已经有人知道我和大卫的关系了，甚至对我的分数产生了怀疑。
这天下了课，我与大卫驱车去爸爸的旅馆。我先下了车，大卫去找停车位。
爸爸一看到我就很高兴，可立刻又缩住笑容，脸一紧问我作业做完了没有，这就是父亲，他们绝不感情用事。做完了。我信口一说。他又追问真的做完了吗，我说今天是星期五，我向来是星期天晚上才做作业的。我这个人需要压力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他笑，你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
这时，一个白种男人向他迎面走来。瘦高、谢顶、多毛的四肢，坚挺的啤酒肚使上衣短了一截似的，是大卫。他像第一次走向我一样地走向我的爸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