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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开始像所有的恋人那样吃吃饭，看看电影。都是一些粗糙的电影，看出惊人的票房收入。就是那几部，当时没有看过这些影片的人似乎没有。但那是好的恋爱场所？可以接受的消费，可以让恋人公开亮相的地方 。总是他先到，若无其事地在电影院门口晃荡，一会儿后穿着的确良的她，扑着小手绢来了。那个时候，只有学前的女童穿花衣裙；只有她们敢于追求美丽，而且被允许。的确良对成年女子已经很受用了，里面的胸罩依稀可见，已经吓唬到中年以上的社会。两人相会于电影院门口，假装不认识，前后进入电影院。其神秘与周密布置不亚于现在逃避狗仔队的名人恋情。
最激动的事情他也做过，就是趁黑，趁情节紧张，他在她腿上捏了一把，有点不老实的捏法。她皱了一下眉，并没有把腿抽回的意思。她默认了，知道男人都有挺混的时候，她心里可能巴不得被这个男人这么混一下。老实得战战兢兢的男人最让女人没劲了，那还有点男人样吗。当她意识到这一点又有点绝望：她总自觉是个文学青年，与大街上闲逛的女人不一样，竟也会有这种贱骨头的想法。
后来她跟着他回家见他的父母，父母还没有回来，他的姐姐与她打过招呼后就上同学家了，识趣地给他们让出地方。屋内有点热，她脱下军大衣，浅黄色的毛衣露出凹凸有致的身躯，鼓鼓的胸与纤腰有那么大的起伏。站在五斗柜前，一条腿弯曲着，身体重心全在另一条腿上，支撑出身体的忸怩。一个俏佳人的造型就出来了。他的眼珠子像失去了功能，不会转动了。他看呆了，而她不知道他看呆了。她完全没有意识她的一举一动正邀请房子里惟一的观众注意她的丰美。你说你爸妈会喜欢我吗？她指着柜子上的全家福，扭过脸问。脸扭转的角度与身子搭配得十分妩媚。这时的妩媚成了一种险些让他进入危险的信号。喜欢喜欢，他艰难地咽回直流的口水，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他突然走近，像儿童看见钟情的玩具，伸出手在她的胸部摸了一下，有点激动，有点霸道，还有点无赖，是荷尔蒙惹的祸，它可以使人胆大妄为到平日想像不到的地步。由于他的动作缺乏连贯性，没有上下文，于是显得莫名其妙，而不是经过双方调整出来的两情厢愿。
她见这个男人真混起来，尖叫道：你干什么你？好像不知道男人有真混的时候。然后怒气冲冲地跑出来。
他追出去：你说我这是干什么呀。本来是想请你来见我父母的，反而把你吓跑了。
她不理他，还是往前走，脸上挂着泪。
他接着追，唉，我也是。他是真心的后悔，认为自己太胡闹了：你说我摸那一下有什么用？！能解决什么问题？！
她扑哧一声笑了，飞快地投来一眼：讨厌。用上海女人有点嗲又有点硬的声音去发这两个字，倒像是撒娇。那意思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下更是让他怜爱得不可收拾了。他走近她，步伐迈得庄重。她举起娇气的小拳头捶了他一下，然后顺势倒在他怀里，有点害羞，又是那么自然地接受了他。那拥抱直接感觉到双方肌肤的饥饿。一层又一层的冬装，虽然生理上碍事，但在心理上已经完全被废除了。
叙述到这时，我很不正经地想她的第一次是给我爸爸的吗？以她的行为与反应来看，她那时应该还是一个遵守中国当时社会规范的女子。美国的行为解释为“桔树之江北，则化为枳”好了。
他们的事情很快遭到他家里的反对。他母亲说：你知道她的爸爸是什么样的人吗？他是你爸爸的仇人，在文革期间，就是他去告发你爸爸的。要知道，他曾经是你爸爸的下属，你爸爸曾经有恩于他。他真是忘恩负义啊。
第九章 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大米？（2）
历史的问题就交给历史去解决吧。那么孩子气的他突然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员，字正腔圆、抑扬顿挫。
他母亲说：交给历史解决？你就是历史，历史的问题要交给你去解决。
他对他母亲说：我能解决什么？我只能解决我和她的问题。我非她不娶。
他母亲说如果他们一定要在一起，她也不会阻挠，只是住房问题他们自己解决。她不会给他们任何资助。
她是知道他与他家里闹翻后才感觉他们进行的是一场真正的爱情，她也明确表示她跟定了他：如果你妈妈一定反对，咱们就私奔。她忘记自己首先爱上的就是他那有点权势的母亲。她自以为倾尽心力，然而都是潜意识的谎言。两人非把自己搞得像当代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至于他们是先成为梁山伯祝英台才开始相爱，还是先相爱才成为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并不在乎。
他们与整个上海抗争，搬到了弄堂里的小房间。接着就开始吵架，全是日常的琐事。王海涛这个名字再次出现，只是改由他说了。他说：后悔嫁给我了，明天就找你那个王海涛去吧。他现在不是成为美国华侨了吗。她食指颤抖得一句话也没抖出来，最后气出一句“你就猪吧你”。越吵皮越厚，她回敬道：对，前脚和你离了，我后脚就跟那个王海涛结婚。此话刚落就有“叭”一声像伴奏一样将吵架推向了高潮——爸爸又砸东西了。妈妈立刻痛哭，说与他无法过下去了。 爸爸却像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委屈地站在那里，天真地撅着上嘴唇，他想：你这种话都说得出来，我砸点东西又算什么。他真诚地认为自己的理由站得住脚。
他吵架的时候，会突然拒绝做一个成年人，像孩子一样说话，像孩子一样砸东西。像是对自身属性的厌倦进行调整的方式：抛弃自身的属性。
起先是摔一些便宜而且响动大的东西像碗儿啊盘儿镜子啊什么的，后来砸东西的档次越来越高，像收音机啊，台灯埃越是砸贵的，越是解恨。妈妈痛恨这一点。砸东西完全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每每这时，她都哼哼一笑，痛恨他到了极点。
姨夫第一次出国回来带回了三大件，就把他们家原有的音响送给我们。一次吵架，我爸爸操起玻璃杯就往音响上扔。妈妈眼急手快，冲上前护驾。 杯子就砸到了妈妈的背上。而这件事在以后的三百次争吵中被妈妈提起，每次都眼泪汪汪。她控诉道：你还敢用杯子砸我。她不认为这与事实不符，在她的记忆里这就是事实。 爸爸被她这么一哭一闹心里一慌一乱：我砸过人吗？不可能吧。脸上却是孩子式的抵死不从。 爸爸不打人，不好意思，像是自己这么个大块头打人明摆着以强欺弱，只是砸砸东西消耗一下过剩的体力。
后来呢？我问，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就有了你了。
这么快？
大姨既轻又爽地一笑：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电视，早早地就睡觉去了。同时她飞快地扫了我一眼，就是那种挺让人讨厌的大人的目光，像探测器进行一种摸底性质的观察探索，甚至有点像调戏——不知道我听懂了没有，又担心我听懂了。 阿姨整个过程的乐趣就像是自我娱乐。有点像上海弄堂里冒出的一两个小流氓，没多大恶意的，同样也没多大胆量的，只是对过路的女子搭搭讪，过过嘴瘾。骂回去，他们也不生气。他们巴不得你骂呢。
其实我哪里有她想像的天真。我也学弄堂里的那些老到的漂亮大姐姐，拿出对待调戏的姿态：不屑理睬就是最佳的蔑视。像鲁迅笔下的大清国留学生把脖子扭几扭，挺着我还根本挺不起来的胸脯走了。
大姨又说：再说你爸爸妈妈吧，他们不是因为你妈妈来美国才不好的。他们在上海就不好，就一直吵架。
我知道。我说，我一个不吵闹的孩子却有一对吵闹的父母。
知道就好。
那他们如果在国内会离婚吗？
大姨认真地把这个问题想了一下，说：那可能不会。那就那么凑合、将就着过吧。
我就是讨厌这样。
我走在前面，大姨在后面叫：你妈妈一直想着你，她在美国一落脚就回去看你了。
我生气地加快脚步，说：我知道，可我就是不想被她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