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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即国家在现代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村社会的关系以建立合理的体制，让农民不致于被现代化的战车压倒的问题。可以说，中国农村改革只是对原有体制的改变，并不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农民从原公社体制里解放出来，获得了生产的自由。但这并没有限制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而采取的剥夺农民的行为存在。政府性剥夺是显而易见的，而市场性剥夺则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事实上，由于农民的市场知识水平和组织状况，尚不具备进入市场竞争的能力。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三农问题”的基本出路可能在于：其一，对于国家来说，放弃长期以来的对农民实行剥夺的政策，对贫困农民以适当的社会保障，给大多数农民以公平的机会参与经济发展，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加速农民的分化和身份转移。其二，对于社区来说，在建立民主的政治秩序和稳定文明的社会生活同时，还要建立合理产权制度，特别是寻找合适的经营组织形式，将农民有效和有序重新组织起来，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区发展。其三，对于农民来说，需要加强对自己的改造，要从传统的小农生产者变成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要在社会发展中寻找到合适的角色和地位。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9。9
下午4时，告别衡山县党政领导。顶着寒风，冒着雨雪，只身前往汽车站，又开始了白果之行。
……
从乡村政治研究到建构乡村政治学——《岳村政治》的学术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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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淼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5月30日）
近年来，由于“三农”问题的凸现和村民自治在乡村社会的崛起与全面铺开，农村问题，尤其是农村政治问题，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性领域，不少学术性刊物也以刊载涉农文章为卖点。然而，研究场面的繁荣并不意味着研究论题的深化和学术价值的递增。实际上，当拨开对农村政治一些焦点性事件的热炒和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的迷雾时，我们会很失望地发现，在现实层面上，不少研究并没有使人们对农村问题的认识前进多少；在理论层面上，能够自觉运用规范的学科方法、理性的学术思维和严密逻辑论证来表述农村政治的学术性著作少之又少。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里，农村政治学并没有随着农村政治研究的积累而有形成的端倪，使农村政治研究见绌于农村社会和经济研究，这莫不是一件憾事。时至今日，连农村政治研究应该什么，如何研究，这些基本性的问题还仍没有解决，更为不幸的是，不少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必须引起注意的真问题。
平淡的学术总会被思想者的抛物体（石子或砖头，当然也有垃圾）所打破。最近，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于建嵘先生（下称作者）通过艰苦的实地调查和长期的知识性思索而凝结的新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下称《岳村政治》），就是这样能引起学界深思和反思的抛物体，至于该著作究竟是砖头还是石子，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可以见仁见智，但该书绝不是学术垃圾，更不是纯粹的文字垃圾，这是肯定的。该书的亮点很多，譬如丰富的实地调查资料和有事实依据的精彩论断，但笔者更看重的是《岳村政治》在农村政治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上的价值和启发。我以为，该书对于当下田园牧歌式的、散文式的农村政治研究向规范的、学科性的农村政治学研究的转化有着开拓性的示范意义和警钟式的震荡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岳村政治》将学科性的研究规范引入农村政治研究。因感慨于既有的农村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没有将乡村政治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进行研究，没有将中国‘乡村政治学’作为一规范性学科来进行建设”，《岳村政治》明确指出自己的论题是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发展问题，将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为分析框架。不仅如此，该书还严格按照具有利益关联和交换关系的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村民在乡村政治社会的行动逻辑为研究的路径，并运用实证研究和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另外，书中还交待了所运用的表述逻辑、概念体系和检验方法。这种开门见山的交待，不仅让阅读者知道作者到底要研究什么，还告诉人们他将如何去研究。这样，既使著作符合严格的学术规范要求，又给人们沿着作者的研究方法去质疑其结论留足了空间，并让人们对其所运用的方法本身保有批判的余地。由此，作者和著作的真诚的学术品质及良好的学术训练便得昭然，并避免了使研究流于马放南山式的闲亭散步，让人摸不着北。
其次，现实问题的历史研究。如众所知，进入农村政治的研究者几乎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们要么骄于农村政治发展成果的彰显，要么惑于乡村社会变迁中的困境，并试图解读乡村政治以最终促进其发展。这属于学者个人的研究旨趣和学术偏好的问题，本身无对错，也无可非议。但是，正如罗齐克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流传到当代，当代只是历史的一种延续”（曹锦清语），对于有几千年积淀的中国乡村社会来说，任何割断历史的截面式的方法，对于研究这一场域内的问题都会带来不可克服或弥补的局限和缺陷。《岳村政治》的作者深谙此道。他认为，目前人们关于村民自治的争论实际上是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以及在些基础上建立什么样的村治模式，其实质是民主制度在中国乡村社会是否具有生成的资源问题。由此，他试图通过历史考察，以现代化为背景，从城市与乡村相互分离、自给自足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交替等多种角度，来把握乡村政治发展的根源和演变过程，达到以深邃的历史眼光，从社会发展的脉络来注解和参与现实争论，将当下的问题放回其产生历史环境中，从而打通历史与现实并展示其联系，使研究根深叶茂，避免了泛意识形态化和评论家式的评价带来的浅浮。
第三，宏观关怀的局部研究与局部研究的整体关照的结合。《岳村政治》关注的是百年来中国乡村政治的状况和特征及其发展方向，并为创建中国“乡村政治学”提供经验性事实和理论思考。所以，作者的视野不仅仅只是一个岳村、岳北地区或者调查所及的五县的政治变迁过程和路径，他是以整个中国农村政治变迁或者乡村政治现代化为关怀的对象，岳村只不过是表述载体而已。但是，要用实证方法，对中国乡村社会作一个普查性甚至大样本的调查，不仅技术上不可行，其必要性也大可怀疑。于是，作者策略性地选择了中部地区的一个典型的农业乡村，以“解剖麻雀”式的个案方法来达到研究之目的，使研究既可深入，又避免了学院式的大而化之的空疏。但是，个案研究有其局限性，尤其是以个案研究为路径以关注宏观性的问题，其价值更可疑，作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为了弥补个案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岳村政治》不仅以整个中国20世纪的百年社会转型为背景，还将个案放入与其紧密相联的大社区中，选择了一定的区域为研究的背景和参照体，并以“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开阔的视野，选用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村民在乡村社会的行动逻辑为分析参量，直接将乡村政治纳入到一个宏大的政治背景中去审视，使岳村个案的描述与分析融入到整个中国农村政治结构转型的思考之中。
第四，田野调查与理论总结的对接。田野工作在研究农村政治的价值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可，以实地调查为研究起点，并用第一手资料为素材来表述农村政治现实几乎成为主流研究路径，泛道德和学院式的研究方法之市场日趋萎缩。但是，随着农村政治研究的田野方法的兴起，又出现了另外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伪实证，即研究者以习得的成套理论和强烈的价值偏好为眼睛，在实证调查中不恰当地裁剪和取舍事实，不仅使实证材料成了先主为主的理论之奴婢，还使调查对象以片面的面相呈现给读者；二是实证主义（当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