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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完葬礼，在中湾组周某家开座谈会。
参加人员有周某（1948年参加地下党、农民）、周某之子（原绍庄村村主任、非党员）以及他们的妻子。陪同人员周秘书。座谈过程中，往来村民8人，其中有多人插嘴发言。
周姓老人回忆了绍庄村及他本人的有关的历史。据他言，他是1949年9月解放前就在老7区武装部工作，为前线征粮。1950年4月到沙坪乡成立农民协会，担任经济委员。当时，绍庄还没有行立村一级组织，称为25区第6行政组。土改的时候由白沙乡和沙坪乡合并，这里的党组织属于白果区设立的总支，他就是受总支委托参加土改的。搞合作化时，第6组最早成立的是祝功组。随后中湾组、新谊组也分别成立了互助组。初级社是1953年，地主和反坏分子不要他们入社，这里统称为涓江大队。高级社是1954年，岳北、建筑、绍庄3个行政组合并起来成立了涓江高级社。高级社是个大的核算单位，在高级社下面又成立了许多小组，组下还分为耕作组，由各耕作组组织劳动，记好工分和收入，再到高级社统一分配，再以小组分配，实行的是按劳取酬，土地和耕牛等固定资产全归高级社了，不参加分配了。1958年搞人民公社的时候，这里开始叫绍庄大队，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介绍你到集体农庄”，大家都觉得好，上报到伟大人民公社后，就这么定了下来。当时共有6个生产队，即中湾、长春、太山、祝功、新屋、友谊，400多人。在1960年时，新屋和友谊合并为1个队。1981年开始搞互助组，中湾是一个互助组，长春分为2个，即一组和二组，太山分为二个，即一、二组，祝功没有分，新谊分为一、二、三组。1982年分田到户时，新谊的3个组又合并为一组。这时绍庄共有7个村民小组。
周某之子讲了自己治村的经验。他从1973年到1981年担任过中湾生产队的生产队长。分田到户时，中湾队有98人，有81亩田，当时分8分田一个人，多余的作公田。当时的生产队长有3个干部（队长、会计和保管员兼出纳），分田到户之后只有一个组长。1986年他又担任中湾组长。感到与原来的生产队长有很大区别，没有什么事情，只是开开会，贯彻一下上面的政策。1995年12月，换届选举当选为绍庄村主任。村主任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国土、行政、农业生产。修了水利，维修马路。1999年元月换届选举时，没有当选了。主要是没有被确定为候选人。当了这么多年村主任，感到最难做的是计划生育和国土工作。这个事情得罪人。
本想带领大家致富，最后没有成功。
他接着说：现在农民负担太重。我们家今年交纳上交提留320多元，水费100元，村提留42元，农业税128元，全部加起来540多元。今年种了7亩田，1万多斤谷。全家6人，父母，两个孩子，共收入3000元。周认为，现在农民种田是不行的了，只能有饭吃，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了。你去搞副业，也太难了。比如养猪，农民养了猪，没有办法往外卖。其原因是，现在镇里将收牲猪费的事承包给了镇里的个人，他们请了好多烂仔，不准外人到白果来收猪，这样猪这只能卖给他们。他们给的价钱低，而且让你受气。所以，大家现在都不愿意养猪了。搞其他土特产也是这样。而现在外出打工也很难，他的两个小孩在广东打工，一是工作的确不好找，二是有的老板叫你做事不给钱，有时连自己都保不住，基本上没有钱给家里。
听这些感触较多。就其提到的各种税费为540元，而一年的收入却只有3000多元。一年的收入20％要应付各种税费。说负担重呢，又只有500多元。还不及现在某些人的一条烟钱。就是他们村里的一场红白喜事，也可交近20年的各种税费。为什么农民愿意花大钱去办这些红白喜事，而不愿意上交提留呢？
9。4
3日下午，在新谊组李某家召开座谈会。
参加人员有李某等人。
李某，1949年参加地下工作，1950年入党，1953年至1954年任初级社会计，1955年5月调衡山县委农村办会计；1961年5月参加支农，作退职回家；1962年至1964年任绍庄支部书记；1965年至1971调白果五七厂任书记，1971年至1976年绍庄党支部书记；1976年至1984年白果企业办副主任，1984年2月，从企业退休。
李回忆说，1949年10月解放，我们村叫白沙乡25区行政6组。土改时，来了工作组，是三个北方人，大约30来岁，到村里后，就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住贫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的身份和职务都保密，背了枪。当时就找到我，要我担贫苦农小组长，那时我22岁，没有田，租住地主房子。我又去找这些困难户，组织他们清算反霸，三七五减租，二五五衡粮。1951年成立农民协会“沙坪农民协会”，我是代表。行政6组正式成立时，我当组长、还有副组长、通信员等4人。吃自己的饭，连纸张都没有。土改时我们6组共有4户地主，富农1户。我们在6组范围内单独分了地。1953年春季，开始搞互助组。村里第一个互助组，叫换工互助组，最早有10户。平时关系都比较好，都只分了田，但是没有资本。
1954年搞常年互助组。当时主要有四个互助组，最大的互助组大约有18户左右，80多人。1955年就转为初级合作社。全村就是一个，名字叫白沙乡行政6组初级合作社。开始时中农和富农不准人社。合作社里有社长、会计和计工员、妇联主任。
1956年7月份转高级社，高级社又与建筑、岳北、涓江、绍庄联合叫涓江高级社。社长、会计、妇联。下面分耕作组。我们绍庄分为两个组。一耕作组、二耕作组。涓江高级社1500多人，300多户。
1958年成为人民公社，由四乡的高级社（望峰、棠兴、白果、松柏组成），叫伟大人民公社，我们这里叫绍庄大队。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介绍你到集体农庄”。
1962年重建阶级队伍，成立了绍庄贫农协会。1967年文化大革命时，大队叫总支委员会，下设总支委，5至7人组成。1963年刘少奇又开始分田，我自己不愿意去，说只有一次土改，没有二次分田。但还是分了，只搞了一两年。
李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基本上是依靠农民起家的。无论是在农会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无论多苦，多难，农民都对共产党有感情，都能够理解共产党的许多做法。就是吃大食堂时，全村的人像叫花子一样，拿着饭碗天还不亮就去“打饭”，吃不饱，死了人，大家还是感到了一种希望。
（杨某插言：公共食堂时，全村最早是一个，后就分为三个。家里不准做饭。）现在，每家每户的日子要好多了，但大家反而对共产党的感情远了。为什么呢？我看主要的由于社会这些腐败现象让我们对共产党的许多干部看透了，现在感到没有希望了。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现在感到很失望，也很痛心，不知道路在何方。
李拿出他精心抄写的几张文字让我看。这些文字大体的内容是有关对目前社会现象的评价的，有什么会议歌，吃喝歌。其中有一首类似于民歌的东西，意思是说，现在耕田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一句是“明天耕田敢问路在何方？”问及想法，李说，现在种田不赚钱，我们农民真的不知道明天这个田还能不能种？
9。5
3日晚在周秘书家召开座谈会，参加的人员有现村党支部杨书记、原党支部书记、村秘书。主题是农民的出路问题和村级组织的责任。
周秘书说，今年全村的工作好做一些，主要原因是镇长在这里蹲点，另一个原因是公安部门对违法乱纪的打击力度加强了，积极地配合了村干部的各项工作。现在村干部找人谈事，许多人的态度比以前转变了好多。今年的费税还可以，白果镇人均是47。1元。村还了两会5000多元。全村今年的收人为：村提留4362。75元，村林场收建房补偿费1000元，1999年出售了一根电线杆50元（算今年收入），林场水果收入351。8元，共计5764。55元。开支：报费941元，管理费开支、村干部工资、经营开支共6800多元，两抵亏损2000多元。村里这样的财务状况，要办事情的确很难。
原支书说：现在村级政权在农业生产上也难有作为。比如今年推广优质稻，有许多农民就不那么愿意，主要担心减产。搞产品调整结构，农民主要担心这个销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