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幔�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硝烟外，中国悄悄地提出了“小康目标”、“和平崛起”、“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中国曾经几度临近（或声称临近）西方式的历史破晓时分。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始肇者与西方一道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欢呼，中国可望在几十年间走完西方几百年间才走完的现代化道路，西方则将与亚洲最大最文明最稳定的自由国家“平等”地通商，再也勿需用鸦片的战舰一类丑恶的“污物”强迫中国打开门户。中国作为上帝预留给西方的最大的异教徒社会和最大市场，将从此受到西方足够的尊重，四亿中国人将不仅彻底挣脱中国两千多年、尤以明清绝对专制主义为甚的东方专制主义桎梏，而且将取代日本，率领整个亚洲走向约二十代西方人已经享受过的历史破晓后的光明与幸福，孙中山被称为东方的拿破仑、中国的华盛顿。 1949年10月初，中国最有才华最富激情的诗人胡风曾用“时间开始了”几个创世般的词语讴歌新中国的诞生。与陕北老农一样，中国最浪漫最有想像力的作家，除了用“红太阳”来象征新国家新领袖外，已经不屑于任何汉语词汇了。毛泽东被称为中国的卡尔、列宁。 历史表明，“旧”、“新”两个中国都从来没有走到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孙中山、毛泽东两人撒手尘寰时，仍是忧思重重，疑虑重重。其后，中国几度兵结祸连，内忧外患，直到坠入浩劫的深渊。 历史表明，无论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无产阶级共和国”，“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都是西方文明某一方面、某一阶段、某一国家或某一阶级的历史目标。高度多元化且变动不居的西方文明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中同时为中国认同和接受，何况，正当“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求取真理时，西方自身却几度陷入危机和黑暗之中。 1900年，巴黎大博览会拉开了二十世纪的帷幕，欧洲资产阶级全都陶醉在空前的繁荣和希望之中。工业革命、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似乎已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以来的美好预言逐一实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欧洲向世界推广，无数普通人享受着户外活动、阳光、草地、沙滩；火车、轮船、飞机正在和即将把西方商人、外交官、传教士、殖民官员和游客送往世界各地；人口持续增长，社会保障和福利正惠及社会每个角落；司法黑暗已难为公众容忍，酷刑遭到普遍谴责，死刑被争先恐后地废除；无线电和电影即将成为大众消费品，家庭装饰和流行时尚已从巴黎、伦敦走向外省和城镇；自从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除了巴尔干地区的小冲突和零星的海外战争外，西方人已经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然而，乌云和梦魇已开始蔓延。世界变得陌生而荒诞，虚无主义和孤独感在摩天大楼之间徘徊，传统价值观被工业文明和庞大的城市碾碎，各种前所未有的焦虑、苦闷和绝望悄然笼罩。灵心善感的诗人率先发出不祥的声音，波德莱尔、马拉美、王尔德、比亚兹莱、道生、兰波、杰克松、艾略特等人拒绝承认布尔乔亚、银行家、政客和资产者的黄金时代，他们直接用“恶之花”、“荒原”、“地狱”来形容西方世界，将培育了一千年的西方文明和三百年的现代化斥为一堆浸泡着腐尸的恶气浊水。唯美派、高蹈派、恶魔派、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一切流派，都在诅咒正在上升和扩张的西方文明。接踵而至的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斯宾塞、斯宾格勒、弗洛伊德不约而同地敲响了大限将至的恐怖警钟。雅斯贝尔斯满怀忧愁地预言，不但欧洲已经日薄西山，而且地球上一切文化均处于暮霭沉沉之中。海德格尔断定，世界性的精神没落如此迅速，所有民族都在走向灭亡。松巴尔特指出，我们能肯定预言的，只有人类的毁灭和世界的末日。尼采则以他那句最严厉的谶语“上帝死了”为世界蒙上一道浓黑的词语阴影。历史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奥斯威辛、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古拉格群岛坐实了忧患预告者的咒语。 也许是天意，西方文明风雨如晦、日落西山时，苏俄革命也走到自己的尽头。一场受历史启发，以“解放全人类”为旗帜、吸引了无数正直理想人士的全球革命，竟然一夜之间戏剧性地崩溃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废墟中，满目疮痍，血流成河，密布的阴霾充斥着天文数字般的死亡。 西方和半西方苏俄曾经先后升起的精神太阳几乎争先恐后地殒落了，天意如此，中国在走向西方式历史破晓时分的一百六十年间，其悲伤、苦情、灾难、死亡又何尝逊于整个西方！ 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关于黑暗和黎明的历史和生命哲学。
第三部分走向历史破晓时分（3）
1840年以来，中国国事蜩螗，“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掷之举，以为最后之一著”。既要安内，又要攘外；既要国族自保，又要实现民权；既要反对西方列强豆剖瓜分，又要抗击同种同文的日本的侵略；既要改变积弱积穷，又要实现平等、正义；既要依靠农民，又要实行工业化；既要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又要向传统寻找根基与合法性…… 这一切相互重复、冲突、否定的事变，并非是对西方的机械简单的“刺激－反应”，中国这一庞大的生命－文明共同体正是在近二百年的变异和阵痛中，重新孕育着新的希望。 西方向全球扩张的历史，是一种高度世俗化物质化的过程，其中的善恶、变易、消长完全能为中国辩识。中国久远的入世精神和道德诉求最终不难作出适当的制定，予取予夺，不致离谱。 中国古已有之的民本思想和人文情怀，“下一转语”，即不难与西方近代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会通，而儒家坚持“人之初，性本善”，则可矫正西方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可能出现的极端与任性；中国道德自我建立的传统，更能防止西方个人原则不可避免地脱序而出的可怕弊端。 西方的天命意识可望自然而然地为中国认同，包括西方历史破晓的历史哲学，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舛亡”，所谓“天何言哉”，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中国在坦然面对时代黑暗、坚定走向历史黎明的路途中，有特殊的精神支撑和道德期许，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所谓“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所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纯正的人生哲学是一切历史哲学的基石，在“上帝缺席”的苍凉寂寥天间，中国人甚至将苦难看成一种天意的垂顾。 腥风血雨而又波澜壮阔的戊戌变法前后，谭嗣同、康有为曾先后写下《仁学》和《大同书》。虽然西方在社会变革方面先行了若干步，但从蛮荒到文明的历史行程中，中国先贤创设的“仁”心和“大同”有可能包含并超越西方范例所启迪的民主和富裕社会，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宇宙道德原则，而具有永恒的形而上学源泉。 卢梭的伟大和天真都在他那句名言：人生而自由。这位自由之子，始终没有洞察人类自由本性的重要前提：作恶。他感叹世间一部完美立法之不可能，因为那意味着全体人类都变成自由的天使。真正伟大的康德指出，即使是一群魔鬼也行，只要他们有这种愿望。西方这位最易为中国人敬重的智者留给世界的遗言，仍需人们深长思之：恶已经被人造就了，而善则尚有待人类创造。 中国深通“一阴一阳之谓道”，深谙世道人心微危变易的法则：有“所存者神，所过者化”母体般的文明化育张力。中国曾经作为东方明古国，独步东亚数千载，并且几度“同化”亚洲蛮族。这种神奇的文明华育能力，同样可以在1840年以来欧风美雨俄雪卷全球的大变局中显出端倪。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的视界坚持带给中国一个“好消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长期革命并没有失败，单从“1920年间到1990年间只七十年间，中国人集体的把国家和社会向前推进了三百年，这是一种伟大的事迹。……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他在《万历十五年》的台北版序和大陆版跋都先后指出：“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此中最紧要之处则是刻下大隧道即将走穿，前面已见曙光。”他不赞成对中国近代史“一片呻吟嗟怨，满纸谩骂”，那样“不外袁世凯错，孙中山错，蒋介石错，毛泽东错，邓小平又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