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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有勇气地不断在学会上发表论文，连发表带提问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厚个脸皮挺一挺就过去了。过后再把他的“了”之谈、“呢”之谈发表在哪个学校的语学杂志上。几年下来，他写履历书时，“业绩”那一栏着实多了半页字。与此同时，他开始写汉语教科书。单著合著，几年下来弄出好几本。别人不欣赏没关系，他自己用，反正质量差的教科书泛滥成灾，他一个滥竽混在众多滥竽中并引不起谁的格外瞩目。
到了不惑之年，他坚定地向雪梅发表他要上学拿学位。对此雪梅十分赞同支持，让他辞去工作专心念书。他没有辞掉工作，而是表现得很有男子汉的气魄，说他不想让雪梅负担太重。
雪梅和晓茵对他的坚毅行为和锲而不舍精神十分佩服。雪梅私下里跟晓茵嘀咕怕他过劳死，因为日本中年人过劳死的现象时有发生。雪梅见他辛苦，对他更加体贴照顾。晓茵则帮他查资料，有时还把英文语言学方面的论文挑重要部分翻译过来给他作参考。五年间他起早贪黑，辛辛苦苦，一节课没少教，一块钱没少赚，语言学博士课程也修了了。次年便找到了常勤的工作。
雪梅有一次对晓茵说：“不知日本的学位含金量不高还是刘志勋的个人问题，我怎么觉得他这个博士修了徒有虚名呢？”晓茵没做任何评论，只是微微一笑，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笑，雪梅当然意会到了。
不过，晓茵认为，他的实际水平如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原则问题。他顾家，爱雪梅，爱儿子，这就够了。他因为没写出论文仍没拿到博士学位，可是日本博士修了比比皆是，连教师招聘条件也只要求博士修了，而且他已晋升为副教授，用他自己的话说：“做个语言教师已绰绰有余。”
刘志勋不太喜欢夸夸其谈，不太暴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即使对雪梅也是适可而止。他知道老婆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表面上绝不逆老婆的意愿。他和雪梅有什么分歧时，他总是很有涵养，不太跟雪梅较真儿。他知道雪梅吃软不吃硬，刀子嘴豆腐心，便由她发泄个够，等她气消了，几句话就哄得她乖乖地听他的。实际上，除了雪梅嘴不饶人外，他挑不出老婆什么毛病。雪梅对他和儿子照顾得很周到，对他父母也没说的，每年过年之前都是她记着寄钱给他们。
他懂得怎么利用人，怎么把握机会，他的智慧就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达到他的目的。就像他当常勤之前不知费了多少心思，方能在上百名候选人中力排群儒、险中夺魁。过后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对雪梅和朋友们说：“本来只是报名试试看，没想到学校要我了。”
八十年代外国人做常勤的凤毛麟角，九十年代以后，教外语的外国人机会稍多，但比例仍然很少。为此，刘志勋格外珍惜这份工作。自从做了常勤，他听命于上，敷衍于下，对复杂的人事关系游刃有余。如果说他得益于本土文化什么的话，那便是本土文化滋养了他这方面的本事。
他谨记妻子的告诫：在大学教汉语的中国人可谓人才济济，藏龙卧虎，你切不可太张狂。雪梅还举例说某某老师做常勤前做常勤后待人都颇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大家都很尊敬他，并评价一位早他一年当了专任的吕老师，说他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一个，“他以为他鹤立鸡群呢，其实只不过是伸长了脖子的一只蠢鸡。一个水平不佳但厚道之人，仍会招人喜欢，一瓶不满半瓶晃荡却摆出高傲还大放厥词之人只能令人厌恶。”从不说三道四的吴晓茵也摇着头认为这吕老师的人品叫人不敢恭维。此人当专任前还跟同胞同事聊个天什么的，当了专任后，马上端起架子来。可是他在“权威者”面前却谦恭得非常得体，该说的话一句不会少说，不该说的话一句不会多说，而这一套在日本社会是很通用的。只不过像他那么低三下四地迎合人实在也不轻松。等“权威者”一离去，眼前只剩下他认为永远都没有出息的同胞时，他便直起腰来，舒展一下僵了的表情和筋骨，把他那不怎么高贵的头抬高，视线也随之高出同胞的头顶。看不见你们有什么损失，刚才扭曲了的身心要在同胞这儿找回平衡。对同胞的鄙视与嫉妒眼光他予以了宽容的视而不见。常见他在学会露面，忙得顾不得跟同胞打声招呼，但没有人知道他在研究什么。有一次，晓茵问他搞什么研究，他说他研究的是冷门，没有几个中国人懂。他把他的一篇论文送给晓茵，嘴上没说什么，脸上写着：你一个搞工科的，肯定也看不懂。日本有名的学者送给谁一篇论文也会客气一句“请指教”之类，反正晓茵没把他当作学者，也就不在意他的狂妄。翻了一下，晓茵还真没看懂，原来他说没有几个中国人看得懂并非撒谎。论文内容是语境方面的。二十年前晓茵就知道这个领域。在她母校做过外教的戴安娜那时正在读应用语言学博士课程，她有篇论文是关于语境分析的。她托晓茵组织几个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学生聚餐聊天给她作活资料。晓茵把他们四个小时的谈话录下来给她。她从他们的谈话方式、内容、谈话的速度及每个人在四小时中讲过几次话来分析他们的文化背景、个人教育情况及其他一些因素，从而在一些问题上做出结论，如：为什么纽约人比其他地区的美国人讲话快？为什么同是亚洲人，日本人比中国人更显得婉转沉默，谈话总轮不到他们的班？……晓茵对戴安娜的研究很感兴趣，不但参与了她的分析，回答了她更多的“为什么”，还把她读的理论参考书借去一阅，以便自己在她那儿有发言权。若不是晓茵极力反对，戴安娜几乎在论文的第一页上把晓茵的名字并排打在她自己的名字旁边。按理说，对此领域晓茵是不陌生的。吕老师的论文难就难在了没有什么逻辑性，几乎是前言不搭后语，不知道他想说明什么问题。好在中国同胞没有多少人舍得时间看别人的论文，而日本学者对他那“高深莫测”的汉语又谦虚地不敢妄加评论。中国人不欣赏他当然对他来说也无所谓，有日本人欣赏他就行了。
第三部分 咋喜还愁咋喜还愁（4）
刘志勋本来给人一种厚道的感觉，身边又有两个女人常直接间接地提醒教育他，他当了专任后虽然内心非常沾沾自喜，暗自庆幸自己运气好，没白费心思，但在外面表现得很谦虚和气，不讨人嫌。老婆最讨厌没有骨气的人，她常说知识分子不可沦丧，自己现在的情况不必再低三下四迎合什么人，但不迎合老婆可不行。雪梅让他助人为乐，中国人在外面都不容易，能帮的就帮一把。他首先介绍晓茵和白滢在他任职的大学做非常勤。晓茵帮了他多少忙他早已计算不清，他每次跟雪梅发生口角都是晓茵劝雪梅不要霸道。一次，雪梅跟他开玩笑说他装出一副可怜相只能骗单纯的吴晓茵，他得了便宜卖着乖说谁让雪梅牙尖嘴利，有理也似强词夺理呢。晓茵一直辅导他儿子的英语和数学，算报了他的恩。白滢却不太领情，争辩什么事时决不会念他介绍工作之恩而少抢白他几句。有一次，他在教员室碰到白滢，告诉她他们组织召开一个语言学会，请白滢参加。白滢劈头盖脸地说：“什么语言学会呀？充其量可以叫个学习汉语或者教汉语心得会，完全没有理论性！”她拿着刘志勋给她的会议目录瞟了一眼，追加三个字“小儿科”。
“所以请你这位有水平的老师光临指导啊。”刘志勋十分尴尬地给自己找台阶下。
谁知白滢不依不饶地甩了一句“我可没时间去听废话”。噎得刘志勋只恨自己的身份不能说粗话，更后悔帮了个瞧不起自己的狂妇。回到家，他气愤地将此事告诉雪梅和晓茵。还说白滢一向对他言辞犀利是因为她嫉妒他。怒气之下，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成功者往往容易遭到同事乃至朋友的嫉妒与贬损，自己不能成功，从心理上就难以欣然接受别人的成功，认为别人受之有愧，就她才受之无愧似的。”
晓茵觉得白滢确实过分了点儿，替白滢向刘志勋道歉。雪梅则认为白滢实事求是，并未说错话。
刘志勋多次跟老婆嘟哝，白滢不但不报恩，还以怨报德。老婆教育他说：把帮助人作为一种投资、期待回报本身就是不高尚的，帮助人体味到其中的快乐就够了。人如果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企图，那还有什么快乐？刘志勋嘴上不再说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