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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道德伦理中也有‘孝’的领域，但是，日本人的“孝”偏重于“报亲恩”。报恩是作为一种义务义理来实行的，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感情成分，可是义务感更强。不是长子的话，责任少一些，长子则要承担起对父母养老送终的义务。就是现代的年轻人也认同这一点，不管愿意不愿意，这都是责无旁贷、理所当然的。中国人尽孝虽然也是儒家思想的要求，被认为天经地义，但是中国人的感情成分非常浓。
日本社会，人与人之间偏重于对欠债的偿还，人似乎一出生就欠了父母的债，以后要报亲恩，而且要一路报上去。从小学到大学的师恩，到了社会上以后凡是帮助过自己的人，直接的间接的，都要记住报恩。知恩不报便会被认为是无常识、无道德之人。
日本人很重视履行义务，若对自己的分内义务未尽，会被指责“不知义务”。对国家社会、法律、分内工作如此，对父母、婚姻、家庭皆如此。
而日本人对所属工作单位的义务感使他们有一种难得的忠诚心。他们不喜欢、不认可没有责任感、忠诚心的人，他们对喜欢跳槽的人横加批评指责。“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这里不是处处可行的。如果某老师找到离家近工资高学生质量好的大学而想辞去各方面条件差一些的学校，首先要考虑是不是辞的时候，这里包括对学生的责任感、对给予你这份工作的学校的义务感及介绍你进这所学校之人的人情等因素。日本公司不愿意接受外国人的原因之一便是他们认为外国人对他们的公司没有忠诚心。
刘志勋开玩笑道：“日本人的亲属称谓不是有“义理”这个前缀吗？义理父亲、义理母亲、义理姐姐什么的。既然是义理，就不必投入真感情，也算合情合理。”
由刘志勋的“义理”亲属，大家又谈到情人节的“义理巧克力”，从而又扯到感情成分不是很浓的新年贺年卡。雪梅、晓茵不给同城市的人写贺年卡大家都知道，高老师佩服她们有勇气违抗日本这一习俗，他总是下不了决心不写，每年都是一百多张，当然也是千篇一律的印刷卡。白滢的一个负担是每年两次，六月的“中元”，十二月的“岁暮”，给丈夫的一些关系户寄礼物，有的是她丈夫受了恩惠要报恩的，有的是收了礼物要还礼的，十几年下来，名单越来越长。
在日本欠债不还在道德上是离经叛道的。朋友之间，左邻右舍之间互相帮了点小忙也要马上报恩还礼。
晓茵从不给人寄“中元”“岁暮”，当然也没有人给她寄。她偶尔替邻居收个邮包，邻居回来后赶快拿两个苹果或几个土豆来感谢她。下次邻居替她收包裹时，她也照做，给邻居送一小盒茶或者一小包点心什么的，她的还债仅限于此。
白滢告诉晓茵，如果在日本结婚的话，一定不要找媒人。她和她丈夫是自己认识结婚的，但是，日本的结婚仪式固定了媒人的座位，所以他们得找一对儿现成的媒人坐在那个位置上。她丈夫请了他公司的部长夫妇。这现成的媒人被他们恭敬在那个座位上两个小时而已，他们就十几年不断地给他们的“媒人”寄礼物。白滢有一次对丈夫说：“不用寄了吧？”她丈夫说：“得寄到有一方死为止。”
宋敬东说白滢的丈夫是老实人，他公司的年轻人也是请上司做媒人，有的寄几年，长的也就寄到上司退休。宋敬东羡慕大家在学校工作比较自由，不必事事按日本的规矩办。在公司工作有很多不成文的规矩，既无自由口又无自由身，犹如被套上了strait…jacket（疯人穿的以束缚其双臂的衣服）。
见大家吃完，雪梅张罗去她家，众人纷纷离开座位到门口付账出门。
路上，晓茵告诉高老师他介绍的那个公司又给她送来一些笔译的活，这个周末还有两天口译的工作。她向高老师表示感谢。高老师开着玩笑，“能者多劳累！”
第二部分 为儿寻父边缘人（4）
有一次高老师接了一份会议翻译的工作，他一看内容是电子方面的，没什么把握，便请吴老师跟他一起去。结果专业内容深得高老师连中文也听不太懂，会议从始到终都是吴老师翻译的。日方公司见晓茵懂专业，英语日语又都熟练，那以后便常请她做口译或者笔译。
到了雪梅家，大家先参观房间，议论着这八十平米五千多万的公寓房贵还是便宜。宋敬东是泡沫经济时期花了八千多万买的独门独院房子，贷款还没还完，已经有很多处要修理了，他觉得还是公寓房更省心。
雪梅和晓茵为大家沏茶拿水果点心。刘志勋拿出葡萄酒杯为各位倒红葡萄酒，又沏了一盘奶酪。他常见雪梅和晓茵喝葡萄酒时吃奶酪，还放一片饼干，他不好这一口，觉得还不如咸黄瓜更可口。今天他没拿饼干出来，他觉得那是小孩子的玩意儿，登不上大雅之堂。雪梅见他没拿饼干来，去厨房拿来倒在一个漂亮的盘子里。出乎刘志勋的意料之外，这小孩子玩意儿还颇受欢迎。
客厅摆放着刘浩和宏宇在美国照的照片，大家自然把话题落到子女的教育上。
众口问他们两家为何把孩子送到美国上大学。晓茵只说她早有此计划，她不想在刘志勋面前全盘托出自己的想法。刘志勋为了刘浩去美国的事已经跟雪梅真真假假吵过几次。他曾对雪梅抱怨，无论她决定任何事，他这个做丈夫的还没有她朋友对她影响大。他认为如果晓茵不送宏宇去美国的话，晓茵不给雪梅灌输美国大学好的话，雪梅绝不会坚持让刘浩去国外读书的。对于此事其实他心里并没有表面上那么耿耿于怀，儿子不争气，即使在日本上大学也进不了名牌儿。正像雪梅抢白他的那样，这些年来他只顾自己，对儿子的教育确实没尽心。尽管如此，刘志勋心里还是有点儿怪晓茵影响了他家的内政，晓茵早感觉到了。她曾多次劝雪梅不要张口闭口“晓茵说……”。刘志勋虽然嘴上开着玩笑：“知道你们姐妹情深……”可是内心说不定在吃醋。
雪梅坦率告诉大家：“这几年我有一种要失去儿子的危机感，他不跟我们交流，也不好好学习，让他离开我们独立生活几年，想试试看能不能再找回这个儿子。”
刘志勋觉得他不表示点什么太没有一家之主的面子，也想趁机发泄几句，便说：“其实我是不太赞成儿子去的，费用比在日本上大学贵两三倍，而且孩子在眼皮底下都不学，现在没人管了，谁知道他能不能学啊？”见雪梅面露嗔色，他不情愿地闭上了嘴，一副言犹未尽的遗憾。
大家都为孩子的教育烦恼。
白滢叹着气说：“作为一个教育者，教育不好自己的孩子真是惭愧。我女儿的汉语越来越退步，小时候还说一点儿，现在很排斥说汉语。我去学校参观时，还嘱咐我不要跟她说中国话。这死丫头嫌弃她有个中国妈了，伤心得我一个晚上没睡好觉。”
“她不是嫌弃你这个中国妈，是怕别的孩子认为她与别人不同。”高欣亚说，“我的孩子也一样。至少你的女儿还能说点儿，我的两个女儿只会说几个单词。”
宋敬东一儿一女，儿子正值反抗期，连话也不跟父母讲。“他只是要钱才跟我们说话，放学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现在的年轻人无忧无虑的，不知哪来那么多不满？不过，他还没变成不良少年，这就算托福了。不知是心理变态还是心理崩溃，现在年轻人犯罪情况多多啊！我的一个朋友的女儿，高中上了一半就退学了，夜不归宿，打扮得像个小妖精，简直不堪入目。”
刘志勋问宋敬东，这几年很多公司裁员怎么没裁到他的头上，有什么本事可以稳坐钓鱼台。宋敬东半开玩笑道：“那是在下尚有利用价值，否则我这个中国人第一个被劝退回家看孩子。”
稍停片刻，他叹了口气转为严肃道：“也不是很乐观啊！同一个部门另外的一个中国人已被裁掉了。日本人喊国际化喊了这么多年，仍然排斥外国人，我虽然入了日本国籍，也很努力地想融入这个社会，但他们并不把我当做日本人看待。裁员会先考虑你，升职会后考虑你，关键时刻还是先拿我们‘外人’开刀。”
白滢尖刻道：“入日本国籍我们每人都有不同的目的，要是你以为入了日本国籍就是日本人了，那首先是你自作多情。如果他们不把你当外人，你就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