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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国史新论-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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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因中国是一个大国,求便于统一,故不得不保留一举国共戴的政治领袖即皇帝。又因无法运用民意来公选,因此皇位不得不世袭。

  (三)要避免世袭皇帝之弊害,最好是采用虚君制,由一个副皇帝即宰相来代替皇帝负实际的职务及责任。明清两代则由皇帝来亲任宰相之职,只不负不称职之责。

  (四)政府与皇室划分,此直至清代皆然。

  (五)政府与社会融合,即由社会选拔贤才来组织政府。

  (六)宰相负一切政治上最高而综合的职任。

  (七)选拔人才的责任,自汉至唐之辟举,交付与各级行政首长自行择用其属员。考试权交付与礼部与吏部,宋代以后则专在礼部。

  (八)考课成绩升黜官吏权则交与吏部。

  (九)监察弹劾权交付与特设的独立机关。唐代有御史台,下至明代有都察院。

  (十)对于皇帝之谏诤责任及最高命令之覆审与驳正权,交付与给事中与谏官。此两官职,唐代隶属于宰相,宋以后至明渐成独立机关,清代则废止不复设。

  (十一)职权既定,分层负责,下级官各有独立地位,几乎政府中许多重要职权都分配在下级,而由上级官综其成,宰相则总百官之成。

  现在再值得一提的,则为汉代九卿到唐代尚书六部之演变。近代中国学者,常认自秦以后的中国传统政治,总是专制黑暗,好像老没有什么变动似的。实则人类历史,绝不能有经历数百年千年不变的事情,政治制度也不能例外。中国传统政治,纵使尽合理,尽进步,也不能保持千年而不变。现在只顾痛骂中国传统政治两千年守旧不变,其实转像是过奖了。汉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帝以下有三公,宰相御史大夫与太尉,太尉是全国武官长。三公以下有九卿。九卿全属宰相,有时亦分属三公。照理应该都是政府的政务官,但顾名思义,实际上只能说汉代九卿只是皇帝的家务官。太常是管宗庙的,常是尝字声借,指祭祀言。光禄勋是大门房,勋把阍字声借,管门户与侍卫的。卫尉是武装侍卫。太仆是车夫头,管舆马与出行的。廷尉是司法官,但在这一行列中,只能说是皇家之私法庭。大鸿胪是管交际宾客的。宗正是管皇帝家族和亲戚的。大司农是大账房,少府是小账房。如是则不说他们是皇室的家务官是什么呢?然而全国一切行政,却又分配到他们职掌,如学校教育归太常,工程建筑归少府之类,可见那时的政府,究竟不脱封建气味。皇帝化家为国,宰相是皇帝管家,因而兼管到全国政务。九卿是皇帝家务官,因而也兼管到全国政务之各部门。我们只看汉代九卿职名,便知那时政府初由皇室中渐渐蜕化的痕迹。

  但到唐代便不同了,九卿变成了九寺,寺是衙门名称,全成为闲职,全国政务尽隶尚书省,省亦衙门之名称。分六部:一吏部、二户部、三礼部、四兵部、五刑部、六工部。照名义论,那些全是政府的政务官,再不与皇室私务相关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政治里一绝大的演变。这一演变,正足说明中国传统政治在努力把政府与皇室划分的一个大趋势。这一趋势,正可说明中国传统政治并非建立在王权专制上的一大见证。

  唐代的尚书省,绝似近代西方的内阁与行政院,这是管理全国行政部门的最高机关。唐代尚书六部的规模,直到清代末年,大体上没有变。唐代制度,在下有科举制,为政府公开选拔人才,在上有尚书省,综合管理全国行政事务。这两制度,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后一千年的稳固基础。在唐玄宗时,又曾写定了一部《唐六典》,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留下的一部最大最有价值的行政法典,整个中央政府以及尚书六部一切行政,大体都包括在这书里,亦大体为后代所遵守。从世界历史论,这也是一部最古最伟大最有价值的行政法典了。那时全国一切政务,都集中到尚书省,上面的命令,也全由尚书省分发执行。尚书省在唐代是合署办公的,全省一首长即尚书令,两次长为左右仆射,各分领三部,左仆射领吏、户、礼、右仆射领兵、刑、工。尚书省建筑,成一三合形。左廊十二司,吏、户、礼各四司。右廊十二司,兵、刑、工各四司。正中向南是总办公厅即都堂。上午各部长官在总办公厅集合办公,下午各归本部本司。但尚书省只管行政,没有最高出令权。最高出令权在中书省,审核在门下省。三省同为政府最高中枢,除非尚书省长官或次长获得出席政事堂兼衔,在当时不算是宰相。

  直到宋代,尚书省规模还是极庞大。据宋人笔记,那时尚书省六曹二十四司,有一百六十个办公桌,办公吏员计有一千零四十三人。某年五六两月,文书统计达十二万三千五百余件。神宗时建造尚书新省,凡三千一百余间。都省在前,总五百四十二间。其后分列六曹,每曹四百二十间,厨房也占一百间。唐代的尚书省,则有四千楹。到明代,尚书分部办公,直辖皇帝权下,不再有首长与总办公处。明太祖亲自独裁,在某月八天之内,便批阅了中外奏劄一千一百六十件,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中国传统政府里的政务丛脞,即此可想。

  但中国传统政治毕竟总有一规模,一法制。即就传递文书一事说,唐代中央在长安,明代在北京。那时到全国各地交通,全靠驿站。紧要文书限几天到,次要限几天。全国驿站都由兵部管,几百年相传,没有说一件公文可以失时误限的。否则若使各种公文,都可失时误限,试问这样一个大国家,又用何法来处理?近代中国学者,只知道说中国传统政治是由皇帝一人专制黑暗。试问他皇帝一人,如何来专制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即在政治技术上,也值得我们细心研究。不能尽骂中国人从来是奴性,不遇到西洋人,老不懂革命,便尽由那皇帝一人来放肆专制了。

  七

  但我并不曾说中国传统政治有利而无弊。目下人类知识,也尚未能发展出一个永远有利而无弊的政府。或恐人类知识,会永不能发展出一个有利而无弊的政府来。科举制度固是唐以下传统政治一最重要的奠基石,但在考试技术上,不知经过了多少次争论与改变,而终于到明中叶以后,仍不免有八股文出现。这可说在最近几百年内的学术与人才方面,投下了最大的毒菌,此事人人能说,不烦再论。

  君权相权不断摩擦,东汉与北宋,相权被其属下群臣所抑,流祸已甚深。及明、清两代废去宰相,更与传统精神相违背。这亦己在上文提到。现在且撇开不谈人事上那些愚昧与波折,让我们进一步来讨论中国传统政治本质上的几个缺点吧。

  第一,是它太注重于职权分配之细密化。好处在人人有职,每一职有它的独立性与相互间的平衡性,因此造成政治上之长期稳定。而其缺点,则使政事不能活泼推进,易于停顿而麻痹化。

  第二,是太看重法制之凝固性与同一性,此层与前弊相引而起。全国在同一制度之规定下,往往长期维持到一百两百年。此固不能不说是政治上一种的成功,但遇应兴应革,总不能大刀阔斧,彻底改进,而仅求修补弥缝,逐渐趋于敷衍文饰虚伪而腐化,终于到达不可收拾之境界。

  职分与法制,本就偏重在限制束缚人,中国传统政治一切制度之最要宗旨,即在反抗此等病害。而在其长治久安之下,终不免仍在此等病害中敷衍度过,乃终至于一衰不起,无可救药。重法过于重人,重职过于重权,重安定过于重动进,重限制过于重放任,此在一大一统政府之庞大机构,来适应农业国家之平稳步骤上,正常容易陷于此等病害而不自觉悟,乃终至陷于大病,不可自拔。

  至于西方政治,乃从工商都市中心与各自分别的小地面上建立发展,根本与中国不同。因此他们的政治传统,特别重在掌政者重人较过于重法,重权较过于重职。于是较利于动进,而较不利于安定。两者之间,本是各就所适,而亦各有利弊。西方在十七八世纪,忽然接触到东方,一时对中国政治大生钦羡,刻意推尊效法,康熙在当时居然成为西方政治理想中的模范皇帝。但他们终于能在合适于他们自己历史的线索中寻出头绪,自成条贯,产生出近代西方的政党政治与代议制度。英国从中国学去了文官考试制度,但他们能把它配合在他们自己体系的政党政治下而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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