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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否拥有物品本身，而更多表现为品牌和价格上的区别。只有像洗碗机、近年来购买的新品牌的冰箱、汽车等物品才具有一定的分层标志。此外，拥有个人电脑也是区分部分具有较高专业技能的中产阶级的标志。
形成俄罗斯中产阶级经济行为和经济价值的重要因素是对待工作的态度及其满意度。中产阶级大体上满意于自己的工作，其肯定评价随着社会等级的上升而相应增加。大部分人的兴趣集中于工作方面，而不是日常生活及消费上。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有兴趣的工作”给他们展现了最具价值意义的内容，这是一个本质上非享受型的迷恋工作与劳动的阶级。工作的发展前景、创新精神与能力是中产阶级上层主要的评价因素，其他阶层则主要为工作兴趣。上层对工作的不满在于它们“令人疲惫”，而其他阶层，尤其是下层则不满于工资报酬，技术工人更多抱怨不卫生的工作环境，年轻人则比其他人更少对工作的兴趣。小企业里的职员和技术员、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感到工作没有前途。中产阶级对待工作的态度主要取决于文化程度、职务地位以及在国营或私营部门工作。一般说来，文化程度越高，正面评价越多，文化程度越低，负面评价越多。许多中产阶级在经济活动中担任领导者和组织者，并形成了与下属最为普遍的几种行为方式：伙伴关系、同胞式关系、官僚式方式和家长式风格。它们受到工作者所处地位、所有制形式及企业规模的制约。而前两种形式明显受到被调查者的偏爱。官僚式方式（这里一切我说了算！）最坚定的支持者是来自私营部门的企业家，通常是不超过10名工人的小企业，这说明在俄罗斯私营企业并不总是民主管理文化的发源地。伙伴关系较多体现在大型国有及股份制企业的领导人及1/3的私营企业家身上，同胞式关系在1/2的家庭经营组织里占了上风。领导人文化程度较低，倾向于同胞式关系，官僚式和民主式两种相反的管理方式都出现在接受高等教育者身上。而物质状况与管理作风之间呈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物质富裕程度高的人是官僚式管理方式的坚定拥护者，中等富裕者接受伙伴关系，而低物质保障者和穷人则显示他们完全与管理方式无关。
第十二部分：转型中的俄罗斯中产阶级三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特征（4）
由于中产阶级的工作种类和性质各不相同，社会地位和物质状况差别较大。因此在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上出现了难以整合的非同质性与不稳定性。在对待市场经济和改革的自由主义模式问题上，中产阶级各个阶层态度明显不同，并在如何看待俄罗斯经济制度上形成了四种主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社会主义、调节的市场经济及自由的市场经济。其中中产阶级上层和中层选择调节的市场经济者占了首位（385％与415％），上层选择自由的市场经济者为302％，居第二位，中层选择市场的社会主义者有375％，居第二位。下层和穷人均是选择市场社会主义者为多（50％与474％），其次是调节的市场经济（349％与266％）。穷人中选择计划经济的也有117％。Там же С154Таблица 410企业家、物质富裕者、青年人较其他人更乐意于选择自由的市场经济。退休者、技术工人、物质匮乏者及穷人多选择计划经济或市场社会主义。除了不同的经济状况、职业和社会地位对上述经济模式选择的影响外，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出俄罗斯大部分中产阶级对待改革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偏爱自由竞争的原则，拒绝接受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却寄希望于国家，在整个经济领域特别是在工业生产中加大影响，但同时又轻视国家及工会在解决社会劳动问题上的作用。从个人方面来说，债务是中产阶级心中的难言之痛，由于借贷对象主要是亲戚、朋友和熟人，债务合同多为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一旦发生债务纠纷，按照法律程序解决的数量很少，主要通过协商方式寻找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法律在解决债务纠纷中作用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当多的债务合同是与影子经济相关联的。企业家、物质富裕者、私营部门的工作者最缺乏奉公守法的精神。参与私人企业活动的程度越高、经济活动的不透明性和非法程度越大，双重道德下的行为也就越多。因此在新的现实里，中产阶级的经济行为伦理和生活准则已变成了“没被捉住就不是贼”的信条，对不合法的致富行为表示理解和接受，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身体力行。法律的虚无主义是俄罗斯中产阶级对损害自身利益的国家法律的一种保护性反应行为。在西方各国以奉公守法为法律和道德准则的中产阶级形象，在俄罗斯变异为以机智灵活的方式与国家和法律周旋，以不合法的途径获取财富和地位的“另类”中产阶级。这一现象令人关注其背后不同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对此仅作道德评判并无多大意义，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结构性转换，确立起法律的权威地位，建立一套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游戏规则，来保障中产阶级的切身利益，从而改变“另类”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条件。
俄罗斯中产阶级的非同质性导致其内部世界观的分裂，以主张个人主义、人的权利和民主制为内容的西方价值观与强调国家主权、共同体利益和俄罗斯独立发展道路的民族价值观的对立，使中产阶级的各个阶层都出现了内在的分殊。中产阶级上层375％赞同西方式发展道路，333％赞同独立发展的俄罗斯道路；中层347％赞同前者，297％赞同后者；下层249％赞同前者，396％赞同后者；穷人分别为234％和429％。Там же С179Таблица 53在对待现政权的态度上，中产阶级内部形成了两大阵营，513％的人支持现政权，487％的人认为必须改变现政权；454％的人认为国家必须建立强权政治，546％的人则认为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民主权利。Там же С190Таблица 64这一情形既影响到全体成员能否形成一致利益的信念，调查显示，中产阶级各阶层认为不可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利益和谐一致的比例均超过了认为可能者。上层为344％∶323％；中层为427％∶269％；下层为399％∶252％；穷人为331％∶305％。Там же С178Таблица 52也妨碍了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提出共同的政治诉求。尽管与全体俄罗斯人相比，中产阶级的多数人更倾向于一个具有民主制、自由的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价值观的社会，中产阶级在回答希望在一个“社会平等”的社会还是一个“个人自由”的社会里生活的问题时，选择“个人自由”的比例达45％，只有26％的中产阶级选择“社会平等”，而选择“社会平等”的俄罗斯人多达54％，选择“个人自由”的只有266％，另有194％的俄罗斯人和29％的中产阶级选择很难回答。Там же С187Таблица 61 但在思想意识的一致性上依然差别悬殊。激进的市场改革的支持者在上层有229％，在下层只有8％，主要是企业家、经理等群体，而改革初期的知识分子支持者面对远离初衷的现实许多人转向了民族主义立场。不少中产阶级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或是民族主义思想。而更多的人则表现出了对任何一种学说都不认同的态度，其比例高达334％，每个阶层（包括穷人）的情况都相当接近。Там же С189Таблица 63 在1999年前后的政治选举中中产阶级分裂为三方：一部分人没有找到任何代表其利益的政治力量，其中不投任何人的票和不参加选举的人数占中产阶级的305％，Там же С197Таблица 67其余的一部分支持“政权党”及其相关力量，另一部分支持在野的民主党。普里马科夫、卢日科夫和亚夫林斯基最受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亚博卢集团”和“祖国”政党相较其他政治党派博得了中产阶级不少的好感，基本反映出参加选举的中产阶级在右与中左之间较温和的政治立场。但由于中产阶级本身缺乏统一的思想意识和代表共同利益的政党，加之总体人数的局限和较高的弃投率，因此，他们的政治参与对整个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