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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力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求新的出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60年代逐渐形成了向台湾官方意识形态挑战的强大势力，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国民党腐败的官僚体制和专制独裁统治。新兴的中产阶级不满现状，要求分享权力，在思想意识上有着强烈的反传统观念。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中产阶级成员所开展的新社会运动，反对传统的仍然是主导阶级的商业主和行政人员，以争取权力和地位。在中产阶级内部，社会和文化专家（包括教育、社会工作、艺术和新闻等的专业人士）比技术专家（包括管理者、工程师、行政人员）在政治态度上更倾向于自由，在社会运动中表现更积极。在支持社会运动中中产阶级内部出现的这种分歧，可以视作社会和文化专家与技术专家之间的斗争。社会运动提供了斗争的舞台，在那儿，社会和文化专家们争取个人自主，反对技术决定带来的风险。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弱势，通过积极行动，社会运动日益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源，为一些政治团体所关注。此外，台湾的私有企业发展得较早，控制也较松，因此私有企业主也比较成熟和有实力。台湾中产阶级关心两岸关系，主张两岸和平稳定，双方能不断交流与发展，开放直接全面的“三通”，虽然在统一、“独立”问题上态度有分歧，但基本都主张两岸和平。总之，他们与上层社会既相互依赖又有矛盾，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深刻地影响着台湾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
总之，虽然在港台两个新兴工业化社会中，政治转型的独特性和国家与市民社会在结构和形成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两个社会中产阶级政治的不同后果。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港台中产阶级已经在现代职业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使得曾经为快速工业化和高度的政治整合做出贡献的专制政治显得过时了，稳定的法治民主更能激发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所需要的活力。中产阶级是实现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他们向往民主，积极寻求法律的保护，因为中产阶级已经觉察到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的祸害。中产阶级也倾向于有更多的选择，包括自由选择职业和消费方式。从总的趋势来看，中产阶级是反对政治独裁、捍卫法治、制约政治权力、建设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经济的发展、都市化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并使之多元化。正如亨廷顿所说，一种新的、更保守的中产阶级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淡化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第一批中产阶级集团是最激进的。在这以后的中产阶层集团可能具有较多的科层化、技术化和商业化倾向，因而较为保守。同上引书，第264页。如果这时候现代法治民主政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就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稳定力量了。但是，对于港台各自的社会来说，中产阶级和法治民主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简单，其原因是两个地区现代化道路均有自己的特色，但这并不影响中产阶级与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总之，具有足够力量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建设现代法治民主的条件，而具有足够力量的商业化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现代法治民主政治持续稳定的阶级基础。
第十一部分：港台地区 中产阶级的异军突起四问题与挑战，或港台中产阶级的未来（1）
香港社会的主体是中产阶级，占全港人口七成。中产阶级在香港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但现在却面临着减薪、负资产、失业等一系列的威胁和困难。第一代中产阶级在发展过程中一帆风顺，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困难，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所引发的泡沫经济破裂以后，到了1990年代末期，香港社会失业率攀至近几十年高峰。本来一直在相对安逸的就业环境里工作与生活的中产阶级，现在也逐渐被卷入裁员、失业的旋涡。
曾几何时，拥有一份高收入、稳定的工作，是中产阶级的职业特征，也是香港社会无数人的梦想。具有一定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专业人员及中层管理人员所组成的新中产阶级，作为香港企业和政府的中坚力量，很少受到裁员的威胁，几无失业之虞。亚洲金融风暴后，一直在相对安逸的就业环境里工作与生活的香港中产阶级风光不再。受宏观经济环境走势的不稳定的冲击，不少部门精简机构，中产阶级成员因其高收入对企业运作构成高成本，首当其冲成为裁员的对象。劳动力市场的重构动摇了中产阶级的职业地位，在劳动力市场上，中产阶级日渐失去优势，学历、知识与技能再也不是维持优越地位和优雅生活的保证。西方工业国家产业及组织重组所形成的“弹性生产”、“弹性企业”理念在香港登陆。它要求放弃通过规模经营获取经济效益的组织方法，建立能够对越来越不稳定的经营环境迅速作出反应的弹性企业组织，保留核心部分的工序，其他工序则以外联或较具弹性的雇佣方法来解决。这种趋势完全改造了经济组织和就业结构，改变了人事管理观念，打破了雇员的职业保障，中产阶级以往稳定的工作环境、阶梯式晋升的制度都随之而改变。既有的中产阶级生活和工作秩序正受到猛烈的冲击，学历教育与经济回报之间的既定关系受到高度灵活的雇佣组织制度极大的挑战，人们对中产阶级的自我奋斗路径失去了信心。此外，经济衰退带来的房地产价格下跌，亦使中产阶级受到负资产问题的困扰。在经济强势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的房地产价格节节上升，不少中产阶级都炒卖楼宇以谋利。现在，一路下滑的房地产市场使很多中产阶级人士手上的资产变成了负资产，个人和家庭经济出现困难，陷于财政危机，沉重的工作及生活压力，使中产阶级生活质量滑坡。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生存竞争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一场维护体面的斗争。保持自己的尊严，实际上是与经济上的成功相一致的。陷于困境的中产阶级要维护其熟悉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社会地位的恐慌使其表现得极为焦虑。
香港的中产阶级由于有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历，大都相信个人的努力。因此，当他们遇到政治上的危机时，大都以个人的方式去面对。20世纪80年代初面临前途问题时，有不少中产阶级人士选择移民。香港中产阶级一向都对政治冷漠，对政治参与缺乏兴趣，他们中的大部分甚至不屑到投票站去投票，香港立法会直选的投票率一直不高，主要是因为中产阶级的缺席。中产阶级不屑于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也就不屑于为他们争取权益。然而在香港陷入经济衰退后，情况有所不同。中产阶级大多陷入经济困境，他们靠自己的学识和技能、凭借个人奋斗获取成功的梦想破灭，他们不得不面对改变了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转向政治参与，他们希望通过政治参与，使政府决策能够采纳他们的意见。2003年7月，中产阶级一改以往低调作风，投身群众上街的集体行动，用街头政治表达他们的经济诉求和政治要求，唤起社会各界对中产问题的关注。实际上，中产阶级的大部分并不激进，他们是繁荣稳定的支持者，他们要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监察权。一直以来，香港的中产阶级从来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也不热衷于政治活动。而在不少社会里，中产阶级往往被视为自由、进步的代表，是一股和平地改革社会的力量。一些学者把上街游行视为中产阶级的政治觉醒，然而中产阶级上街并不就等于出现了新的中产阶级政治。当社会运动未能找到新的发展方向，中产阶级多倾向回归低调。香港和大陆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传统儒家的政治文化宣扬的是臣属文化，不鼓励民众参与，这种文化有助于造就一个政治冷漠的大众阶层。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国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心态画面，颇具代表性。Mills；opcit； p xvi20世纪的美国新中产阶级，不清楚自己的过去，他的历史单纯得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英雄业绩可言；在他的生活中从未发生过那种可以让他在困难的时刻加以留恋和回味的黄金时代。可能正是由于他根本就不清楚自己将向何处去，他的行为才表现得狂乱而匆忙；可能正是由于他不知道威胁着他的东西是什么，他对恐惧的反应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