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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其说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与政治参与跟米尔斯所预测和断言的以美国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政治特征形成了对比，不如说韩国中产阶级提供了中产阶级的另外一种可能的表现形式。因为韩国中产阶级与美国中产阶级政治表现的差异，更多可归结于两国发展道路、政治体制与社会转型过程的不同；而韩、美中产阶级的相似则是由中产阶级的构成及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地位本质上的相同所决定的。可以说，韩国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尔斯及其原有的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因为米尔斯与传统的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实质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为立足点的。中产阶级是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产物，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中产阶级无疑是在自发的、内生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而以韩国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则是在后发的、外来式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韩国中产阶级与美国中产阶级的差别可能正是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与社会转型过程的反映。由韩、美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不同，我们可能会导出这样的结论：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出于本性上对自由、民主的渴求，中产阶级会为了在社会转型与社会流动中谋取更大空间从而表现出激进、进步的一面，而在社会结构基本趋于稳定之时表现出安于现状的保守一面；在一个集权、专制的如韩国这样的“权威主义”国家，中产阶级会表现得较为激进、进步，而在民主、自由的国家，他们则可能更加保守、温和。至于后发展国家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的具体形态与表现形式，如同韩国中产阶级所表明的那样，应该具有多元化与异质性的特征，不能简单地归于单一的模式之中。这样，韩国中产阶级将完全有可能代表另外一种理想类型，另外一个极端上与美国相对立的中产阶级模式。而且，由于其特征与表现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因而更值得研究与关注。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七政治参与的另一种模式：与米尔斯的对话（2）
塞德曼认为，由于美国新中产阶级政治的保守，米尔斯预想美国将转向一种寂静的集权主义，在美国的社会背景中，米尔斯的“《白领》更像是对美国的一个忠告：新中产阶级正在使这个国家走上一条极权主义道路。”史蒂文·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 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112页。但至少就目前为止，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使韩国政治走向的是与之相反的民主化道路。韩国与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的不同，实际上应该归于中产阶级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和所依赖的社会及政治背景的不同。“一方面是政治的官僚化，另一方面是大众的冷漠，这些就是今日美国最为重要的方面。他们使美国政治的表现方式毫无趣味，使政治理论成为毫无价值的行政细则，而历史成了背着人民群众做的交易。这就是中产阶级扮演其消极被动角色的政治环境。”Mills；op cit；p 350正是在这种环境中，米尔斯眼中的美国中产阶级成为保守的“沉默的大多数”，而显然韩国的政治环境决定了中产阶级特定的政治热情，从而也使他们成为政治民主化的积极力量。这些不同都足以使我们在谈论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及其特征时需要更加谨慎一点，更加具体一些。就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来看，后发展国家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显然是值得肯定的。这样，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及其民主化进程对于如何在民主化进程中有效地利用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就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具有了不可多得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通过对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中产阶级绝不是一个没有社会、文化和国家差异的同一性群体，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所包括的对象特征并不能由部分到全体简单推演而出。离开了具体语境和特殊背景，中产阶级的笼统研究也将失去意义。如果不了解韩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不理解韩国特定的社会变迁及其动因，就无法正确理解韩国中产阶级。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不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话语中，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化的概念，“它是一个‘良好的’主流类型的用语，许多人都采用它——其中包括在等级系统中高于或低于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这一层次的那些人。”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同前引书，第400页。在不同的话语体系，它所表征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这有可能形成概念与其指代的对象之间的混淆与分离，因为这一符号容纳了不同的理论预设、思想观念甚至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在符号的能指意义上，传统的、宽泛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指代的是社会等级序列上的中间层，这显然是不确定的、相对的；而在具体研究中，不论是采用何种标准，每一个研究都在力图将其研究对象限定在特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