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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具有双重作用，“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既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相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齐美尔，同上引书。在地位追求的过程中，中产阶级一方面求同于人（上层阶级），另一方面又树异于人（社会下层），其所沿袭的这种两重性心理机制，使得在求得阶级内部的一致性时也突显了与不同阶级的差异性，这是异质性很强甚至也缺少共同利益的中产阶级阶级认同的主要方式。因此，地位追求成为中产阶级尤其是新兴中产阶级社会诉求中的现实理性选择，同时就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实践意义。
追求地位是获得更多社会资本的竞争过程，但这一过程却要以付出与消耗现有资本为代价。这对于资本还相对有限的中产阶级来说，有时可能会是一个勉为其难甚至力不从心的事，因此这种地位追求便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其一，在这种没有止息的地位竞争过程中，资本的大量消耗可能会使本身就不稳定的中产阶级失去保障，从而更加脆弱甚至陷入生活困境。美国中产阶级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经体验到了这种无奈与脆弱，由于经济发展受阻，中产阶级收入减少，中产阶级正过着越来越危险的生活。不断增加的脆弱性使很多中产阶级家庭申请破产。Sullivan， Teresa A& Warren，Elizabeth & Jay Lawrence Westbrook，The Fragile Middle Clas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pp198～218这固然与美国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超前消费等背景有关，但这也是中产阶级地位追求可能带来的结果。其二，比脆弱性增加更让人不安的是，在可能愈演愈烈的地位竞争中出现的人格异化，导致一种变调的异己生活。这一点米尔斯在对美国新中产阶级——白领的描述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他指出：“异化意味着一个人牺牲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去挣‘活下去’的钱。异化意味着厌烦，意味着潜在的创造性努力和品格在生产上的挫折。” “他们必须严肃和始终如一地对待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且还要在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光中这样做。”Mills；op cit；p236如此一来，所有的追求可能将会失去应有的目的和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米尔斯对于新中产阶级生活和未来所发出的警示是发人深省的。
正如齐美尔所言：“相对于最低阶层麻木不仁地生活在惯例里、相比于最高阶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中产阶级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的易变、不安分，对于当某种因素一占上风就要衰败的生活形式来说，它总体上处于合适的位置。要求不断变化的阶级与个人——因为他们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能使他们跟随自己内在冲动的东西。”齐美尔，同前引书，第88页。中产阶级的消费热情、对社会时尚的热衷固然有更为复杂的因素和背景，但对地位的敏感却是中产阶级的“天性”——这是由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正是这种“天性”引导着他们积极同时又无奈地投身于阶级区隔的竞争之中。
在社会变迁的潮起潮落中，中产阶级乐此不疲同时又无可奈何地寻求表现自我的机会和阶级认同的舞台，他们是引导者，但也永远是被引导者。他们只能是跟着别人的节奏起舞的别扭的不自由的舞者，却没有也不能真正遵从自我的内心意愿。除非他们取得更为广阔的空间，否则这仍将是他们表演的唯一场合。在社会变迁和继往开来的时代大潮中，他们从未曾有过大的作为，总是居于犹疑不决、徘徊观望的配角位置，这或许是社会另外一种形式的平衡与补偿。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六政治参与：一种新的民主力量（1）
作为社会中间层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在社会两极中的缓冲作用，一直以来基本上没有引起太大的异议。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中产阶级就是社会两极之间的平衡力量，是社会的安定因素。王岩：《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观研究》，《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1期。从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也自然而然的认为，中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阶级的存在，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第34页。20世纪50年代，米尔斯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与政治作用的研究更是认为，美国的中产阶级是“一些身不由己的、随波逐流的平衡力量”，因此，在政治斗争中，他们成了“其他更有权力，更有声势的压力集团的别动队”，“他们在政治上也许很不稳定，但是却没有任何政治热情”，“他们是历史性变革的后卫”。米尔斯，同前引书，第393～394页。在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形象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描述之后，米尔斯的陈述似乎已经成为定论，因为在此前后的几十年间不仅在理论上没有出现与之不合的分歧，而且在实践中也没有出现过新的挑战，直到东亚尤其是韩国的中产阶级的出现。由于韩国中产阶级在韩国政治舞台上已经和正在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有关中产阶级政治角色与政治作用的问题重新得到人们的进一步关注与思考。
在对后发国家如南美、中东等地的新兴中产阶级的研究比较中，塞缪尔·亨廷顿指出了中产阶级政治上的另一种可能的表现形式，他认为：“在大数现代社会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它是都市中反对政府活动的主要源泉。恰恰是该集团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支配着都市政治。”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第282～283页。而且他也意识到这种看法与传统的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的矛盾之所在：“当然，中产阶级作为革命因素的形象，与它作为现代政体的稳定的基石的传统形象，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同富裕与稳定的关系很相近。与普遍化的富裕一样，已经壮大的中产阶级是政治领域起缓和作用的力量。然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同经济增长一样，常常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因素。”同上引书，第283页。事实上，他还以具体实例论证他的所言不虚，中东与南美的中产阶级就是典型。这样一来，实际上，他的观点就是：“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 同上引书，第87页。这样他实际上在关注两个与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相关的问题：其一，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态度；其二，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社会后果。事实上，亨廷顿的问题在韩国社会背景下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中获得了新的解答。
韩国中产阶级是在20世纪60～90年代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社会转型的加剧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在韩国特定的历史传统与社会背景中，韩国中产阶级便具有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第一，当代韩国的中产阶级更多的是以生活方式、地位等主观标准而不是以财产、职业等传统指标划分的。Lett，opcit，pp5～6第二，韩国中产阶级很难像美国那样可以清楚地两分为新中产阶级与旧中产阶级。第三，韩国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发展同韩国特定时期强力主导型的集权式“威权主义”国家、政府紧密相关，韩国中产阶级是在向国家权力要自由、民主的互动博弈过程中形成与不断发展的。第四，韩国中产阶级主要是“第一代”，他们不仅由不同的部分组成，而且也是二战后社会流动现象的产物。同韩国的整个社会阶级结构一样，中产阶级仍然处于演变与发展时期。第五，韩国中产阶级不仅仅指工薪阶层，而且韩国中产阶级的工薪阶层缺乏美国甚至近邻日本的工薪者（salary man）所具有的安全感与稳定性。Vogel，opcit，pp4～5正是这样一些特征，使得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多少有些出乎现有理论和人们的预期，从而也更加引人注目。
事实上，在20世纪的60～90年代的30多年里，韩国中产阶级以其特有的热情参与了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已经有许多证据表明，他们在过去30年的韩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在1960年4 月，包括白领工人和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