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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性,这是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造成的,因此这些学者主张:“存在一种与特定消费内容和财产相连的绝对性的‘中层’标准,而且因为满足这一标准的人数增加了,‘中层意识’才随之增长。”转引自原純輔,同前引书,1990,第5页中关于直井道子(1979年)的观点陈述。与此类似的“发展论”同样认为“中层意识”的增长反映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其解释基础同样是一种绝对标准机制。间间田孝夫:《階層帰属意識——経済成長,平等化と〈中〉意識》,原純輔,同前引书,1990,第23~45页。
第八部分:“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三亦真亦幻的“中层意识”(2)
绝对标准机制指个人在判断自己的阶层归属时持有某种绝对标准,不倚赖他人;与此相对,与社会一般水平进行比较后再做出阶层判断,在与他者的相对关系中寻求判断依据则称作相对标准机制。“相对论”是一种较为笼统的概括,包含多种不同的研究思路,持“平等化论”的学者认为二战后的民主化、福利政策等促进了平等意识的提高,由此带来了“中层意识”的增长;还有观点认为,社会资源分配的多元化导致的“地位非一致性”促进了人们“中层意识”的产生。研究者将(职业)威望、学历、收入、财产、生活方式、权力(地域共同体中的政治影响力)作为影响阶层序列的六个基础变量,将人们所处位置量化处理后发现,除上层的11%和下层的30%保持一致性外,中间的约6成均显示出非一致性,难以归属于单一的某个阶层。因此,占社会全体半数以上的中间层是由几种地位非一致性类型的人组成的,是一种“多种多样的中间层”。原純輔,同上引书,第7页。这一研究结果成为解释日本“中层意识”急剧上升的重要论据之一。
部分学者在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后发现,两种标准机制虽各有侧重,但仍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如1955年集中在学历、职业等变量上,十几年后却演变为收入、财产等变量,这一结果意味着在人们的意识当中,阶层归属的判断标准是流动性的,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盛山和夫于1990年对围绕“中层意识”的相关研究总结之后认为,大部分假设试图从(单一的)社会性因素中寻求与阶层归属意识的对应关系,都是“单纯的实在反映论”,真正的阶层评价标准“根本上应当与时代共变”。盛山和夫,同前引书,1999。
以往的研究证明,人们对与自己接近的阶层识别精细,对远离自己的阶层却只能做出粗略的识别,高坂健次、宫野胜为此设计了数理模型,试图从统计理论上对“中层意识”的膨胀化现象做出解释,被称为高坂模式(FK model)。该计量模型假设,人们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根据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多维比较结果形成一定的阶层分布印象,当被问及自己的归属阶层时,会先根据自己设定的阶层印象来判断自己属于哪个位置,然后做出回答。该研究的结论否定了日本人的“中层意识”与客观阶层地位的关联:“现在高水准的‘中层意识’,如我们根据FK模式所论证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由独立于阶层结构存在本身的判断机制作用的结果。”高坂健次、宮野勝:《階層イメ浮ぅ岍‘ジ形成過程への数理的アプロ痢罚冚o,同前引书,1990,第47~70页。星敦士则对社会网作为判断阶层归属意识参照标准的功能进行了量化分析。星敦士:《階層帰属意識の判断基準と比較基準——準拠枠としてのネットワ螜C能》,东京:《社会学評論》Vol51,No1,2000,第120~135页。
还有研究者进行因子分析后发现,“中层意识”感并非仅仅受职业、收入、学历等客观因素影响,而与幸福感、生活满足感强相关,并且受代际差异感、社会平均化意识的影响,同时传媒的宣传加剧了对成功、幸福等形象的渲染,也相应导致“中层意识”的固定化与膨胀。因此有必要寻求客观要素之外的主观因素,从社会心理因素(“中层”的标准,对未来的期望值,主观地位等)着手分析。虽然造成“中层意识”拥有者阶层膨胀的根源是现代化大生产、技术革命、大众消费等外在社会变化,但日本人的传统行为特征也有重要影响,他们往往并非根据内化的个人价值标准,而是以社会外部集团的价值准则为依据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努力做到与众相同,避免冲突,因此推动了中流意识的膨胀。犬田充,同前引书,1982,第47、117页。不仅如此,在日本民族传统心理中,中流隐含着马马虎虎、一般化的语义,因此,普通民众对其产生自我认同的可能性也就相应提高。
1999年,吉川彻对日本二战后“中层意识”的评价标准进行了纵向的量化比较分析,论证了“中层意识”评价标准的潜在变迁,结论是:70年代没有固定标准;80年代主要影响变量是经济阶层与主观生活满足程度;90年代的评价标准呈多元化状况,总体经历了一个“狂热→集约→多元化”的变迁过程。吉川徹:《〈中〉意識の静かな変容》,东京:《社会学評論》Vol50,No2,1999,第226页。
第八部分:“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生活意识论与“生活政治”(1)
四新视野:生活意识论与“生活政治”
长田攻一对“中层意识”拥有者生活意识的研究長田攻一:《生活意識》,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105~161页。既可看作是对前述“中层意识”拥有层成因的一种探讨,也是对“中层意识”拥有层总体特征的描述与总结。长田认为,虽然不能将“中层意识”层增长的原因全部还原为生活意识等心理性机制,但应当从中寻求对社会结构制约起促进、补充、强化作用的因素。在他看来,导致“中层意识”覆盖几乎所有人群、形成所谓“全民中产”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生活方式的同一化与标准化。
长田对影响阶层意识的六变量进行了细化分析,得出“中层意识”的主要影响变量是财产与生活方式的结论,因为在起伏不平的阶层分布曲线图中,唯有这两项较均匀地处于上下两层之间。为了了解现实中“中层意识”拥有层持有哪些财产、又选择了怎样的生活方式,长田引进了“生活标准”(life standard)概念,试图解析人们对理想生活条件的主观把握情况。“生活标准”着眼于人们期望的各种生活条件与现实条件之间的落差,不同于对现实生活诸条件进行客观把握的“生活水平”概念。调查结果表明,“中层意识”层共通的生活标准印象,是拥有的财产收入足以维持以衣食住为中心的基本生活。
不过,表面同一的生活方式背后包含了财产规模、占有形式(自己拥有、还贷当中、租借)等各种差别,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层意识”拥有层的生活标准形成了多层化序列结构,只是这种序列不含大的断层,相近的阶层之间差别细微,给人较强的和缓连续的印象,所以造成了弱化差距的结果。这种“同一化中的不平均”被认为是日本中间层的一个重要特征。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5页。1979年的“国民生活实态调查”显示,“中层意识”拥有层内部的中上、中中、中下等亚群体之间差距明显,家庭年收入从不满50万日元到500万日元不等;327%的日本人有贷款,收入越高的阶层贷款数目越大,而用途则相距甚远,高收入阶层多用于住房,低收入阶层却只用于耐用消费品和医疗费等基本生活需求;教育方面差距更是明显,机会平等的原则崩溃,学费上涨阻碍了名牌大学的普及,部分低收入层被逼出大学门外。“随着教育水平上升,国民整体的生活水准提高,(‘中层意识’拥有层)内部难以避免竞争的激化。如此一来,越往下层越会产生一种从表面呈现的同一生活方式中寻求满足,而不顾严峻现实差距的心理机制。”長田攻一,同前引书,第128页。
1973~1978年,日本NHK所做的关于“日本人的意识”调查发现,70%的被调查者均持有满足感,具体内容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社会精神面、个人精神面、社会物质面、个人物质面。但在回答“对未来生活的不安”问题时,持肯定选择的却又超过了半数,且不同亚阶层感到不安的比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