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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30年代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社会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人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中产阶级的人数重新开始回升。“1956年，在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作者的数量在工业文明史中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作者……到1970年，白领工作者与蓝领工作者的比例超过了5∶4。”Bell； Daniel； The 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17 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中产阶级中，大量出现的不是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这些被米尔斯称为“老式中产阶级”的人，而是随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日益增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商店内部和外部从事推销工作的人。米尔斯发现，1860年中产阶级雇员只有75万人，而1940年达到1250万人。其中，新中产阶级的人数占到56％（70年前他们只占15％），老式中产阶级则只有44％（70年前他们还占85％）。Mills； C Wright； op cit；p65 在此之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大型垄断组织的兴起，美国白领的总数也从1940年代的1000余万上升到1970年代的5000万，1980年白领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引自吉尔伯特和卡尔，同前引书，第86～87页。而在今天的美国，“工人阶级只占劳力的25％，而专业和技术的阶级（像管理者、教师和研究者）则占到总劳力的30％以上”。Bell； Daniel； “Technology and Human Civilization”； Speech on Television in Centennial Celebration of Nanjing University； 2002； May 20在丹尼尔·贝尔看来，与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相伴随，“科学的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门别类日益专门化”，使得专业技术人员无论在人数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开始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Bell； Daniel； opcit；1999；p13 而这一切，正是所谓“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主要景观。
无论社会学家们的论述有怎样的区别，在美国和其他也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或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自1950年代以来都开始出现了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欧洲是这样，日本和东亚各国也是这样。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根据1958～1960年间在日本的田野研究发现，通过战后的重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日本，“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Vogel； Ezra F；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Second Edition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First Edition； 1963）； p4 10多年后，日本的现象也出现在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这个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东亚地区。和日本一样，东亚地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不过，社会学家注意到，尽管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虽短，仍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200年发展的道路，但在中产阶级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则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Hsiao； Hisn…Huang Michael （ed）； Discovering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 （Taipei； Taiwa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c Sinica； 1993）； p3 进入1990年代以后，社会学家的眼光又开始落在中国大陆，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但它的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已经出现后工业化的征兆。Pearson； Margaret M；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Goodman； David SG；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Goldman； Merle； & MacFarquhar； Roderick （ed）；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秦言：《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上述研究及我们在本书的各章中提及的诸多研究，加之我们在《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一书中论述的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研究，确实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后工业化语境中的一个共同话题。
第一部分：序三新老中产阶级 一种类型学分析（1）
从近代以来中产阶级出现并引起社会理论家们的关注开始，有关中产阶级的类型学分析一直是中产阶级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种分析中，最为流行的划分方法是将中产阶级分为老中产阶级（old middle class）和新中产阶级（new middle class）两大类型，而主要的理论争论又常常集中在新中产阶级的属性及其社会功能之上。
有关新老中产阶级的划分以及新中产阶级的社会属性问题，之所以会在1920年代甚至更早就成为中产阶级理论的关注焦点，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集中，许多小企业被大的垄断组织所替代，代之而起的是散布于工业、交通、通讯、金融、建筑、商业、保险和不动产等行业领域的各种股份公司，而随着股份公司的出现和股权的分散，企业的管理权从早期的所有者手中转移到迅速庞大起来的从事行政、管理、销售、财会、公共关系工作的白领群体手中，资本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发生了分离；比如，在1960年代的美国，200家最大的、几乎控制着全国公司财产一半的公司中，44％就是由经理们而不是所有者控制的（参见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361～362页）。而现代国家的发展及功能的分化和扩展，也造成了大批的文职公务人员，这两个主要方面造成了大量白领管理人员的出现，并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其二，上述变化自1920年代后之所以会引起马克思主义阵营和非马克思主义阵营共同的关注，是因为它不仅对马克思早期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化观点提出了挑战，也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态势发生了相当的变化。这一切，就像瓦尔·布里斯所说：“在政治社会学中，很少有什么主题会像新中产阶级的性质与政治这样的问题能获得这样多的关注。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从事脑力劳动的薪水雇员的阶级位置在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论战的中心。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起码能够追溯到1890年代修正主义的论战中。它也是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法西斯主义分析的核心问题，今天在西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内部仍是最为热门的话题。在非马克思主义圈子中，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同样不乏诱惑力。从索尔斯坦·凡勃伦和詹姆斯·伯恩海姆的专家治国论的预言，到C赖特·米尔斯的《白领》中的‘新小人物’（new litter man），再到丹尼尔·贝尔和阿尔文·古德纳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每一代社会理论家都将对新变动的社会秩序的解释置于这一阶级的重新发现和解释上。” Burris； Val；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Arthur J Vidich； op cit； p15
在新老中产阶级的类型学分析及新中产阶级的属性方面，除了前述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争论外，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伯恩海姆和赖特·米尔斯的理论值得一提。1941年，伯恩海姆在《管理革命》一书中，受社会学家凡勃伦的企业家和工业家两种资本主义阶级类型划分的影响，具体论述可以参见周晓虹《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410页。 提出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向以工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为标志的“管理社会”转变。在这一社会中，拥有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