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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指出：大学教育实现的职业转变主要是老式中产阶级的孩子变成了新中产阶级。高中教育实现的职业转变主要是技术工人的孩子成为新中产阶级。学院和大学是社会地位的提升机，将小商人和农场主的孩子提升到高级职业的较低层次。在大萧条中，许多男孩不是去继承父业，而是经过训练以后，在牺牲父亲利益的情况下，去帮忙为大公司系统的某个部门提供人员。他父亲的事业正是被这个大公司系统毁掉的。Ibid；p268
在工业化时代，美国最主要的社会流动是城市化。19世纪，美国人在地域和职业、阶层上的流动频仍。美国从1820年开始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城市的发展远远超过国家的发展，1901年后，美国的经济、社会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并在半个世纪内完成了城市化。李庆余、周桂银等，同前引书，第1页。但是在20世纪前，城市发展的地理分布极不平衡，全部城市的一半人口集中在北部大西洋沿岸各州，中西部和北部沿岸各州农村人口的外流格外引人注目。19世纪的几次大的经济萧条给农村造成极大灾难，而与此相比，城市却在享受由于电话、电车、电灯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其他新奇玩意带来的现代生活。许多农民无法忍受农村的生活，纷纷迁居城市。
城市的特性、模式、结构也随着面积的增大而变化，城市的功能日趋多样，1870年以后，实行种族隔离的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中心住的是穷人，周围一圈圈地住着日益富裕的人，社区的阶层分化开始变得显著起来。美国城市移民不仅来自国内农村，还有不少来自欧洲的农村，他们与以往的迁徙者一样，都是为改善命运而来，但他们在所栖居的城市往往成为非熟练工人而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教育的普及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一部分人的子女能够脱离父母所在的阶层而上升到中产阶级，但仍有不少移民的后代继续贫困的模式。威廉·富特·怀特所著的《街角社会》为我们描绘了移民的转型。第一代移民首先是围绕家族组织起来的。其次是按照同乡的系统组成的。随着美国出生的一代长大成人，他们的生活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的青年凭借大学教育的提升作用，脱离了贫困的社区，融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而有的没接受正规教育的青年，即使很聪明能干，却仍然留在贫民社区。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第五部分：美国（上）中产阶级帝国二工业化：新中产阶级的催化剂（4）
职业升迁使美国的社会流动具有历史延续性。19世纪末，普通工人没有机会可能进入上层，但新的白领等级使蓝领及其子女有了升迁的机会。在这一等级制度中，蓝领阶层的成员进入白领中下层，而白领下层升入中层都是比较容易的，再往上爬就很困难。美国社会结构的特点之一在于，白领与蓝领的界线，特别是白领下层与熟练工人之间的界线不明显。这就使得美国中产阶级更能成为工业社会的凝聚力量，可以在重新整合美国社会的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换句话说，新中产阶级将领导社会的进步与改革。新中产阶级终于成为工业社会的中心。自由竞争被垄断替代，但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呼声一直没有止息。虽然美国社会的阶层差异逐渐分化，但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自己与其他人一样，是平起平坐的中产阶级成员，包括相当部分的美国黑人在内。
在政治上，工业化使得美国式的民主思想经受到挑战，垄断和反垄断交织进行。尽管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垄断势力，但由建国先驱者们传承下来的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却也在这种极大的不平等面前经受住了考验。在美国，反垄断的呼声一直不断，中产阶级则是其中激进的鼓与呼者。
信奉新教的美国中产阶级具有民主思想，他们坚信机会应该是平等的，如同西部土地曾经给每个自由农民提供机会一样。他们认为个人主义应该不受限制地得到发展，每个人也应该是平等的。首先，他们对财富的过分集中和分配不公表示不满。韦伯对宗教多元的社会里的宗教与职业的分布做过一番剖析，发现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第23页。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人士认为，工业化导致机会被不断剥夺，金融巨头正在扼杀个人主义，公司的权力正在侵蚀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认为，这样发展下去的社会是不道德的，由此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更引起了他们的广泛不安。面对政府和大资本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做的种种暴行，他们愤然谴责；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不过，作为贫富两极之间的中间阶层，出于对自身既得利益的保护，他们缺乏强烈的反抗行为，他们希望建立稳定、公平的社会秩序，但是也反对劳工的罢工，担心劳工会转而投向社会主义。
其次，中产阶级反对工业社会的政治腐败与经济巨头对政治的操纵，中产阶级中早期的“独立派”和20世纪初的“清污者”即是中产阶级不满政治现状的反映。早在19世纪80年代，代表老中产阶级的独立派就揭露了两党制的腐败与金钱操纵政治的内幕。他们反对美国的“道德病”，揭示其腐败、物质主义与公司的权力膨胀。1894年，亨利·劳埃德写下了《财富反对共和》一书，对垄断资本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李庆余、周桂银等，同前引书，第179页。林肯·斯蒂芬斯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城市腐败和政治腐败的文章，其著作《城市之羞》、《参议员叛卖记》均体现了中产阶级作为社会道德和良心的监管员的角色价值。
在美国的政治发展史上，这一时期最大的政治举措是“市政改革”。这是中产阶级的改革实验，也是中产阶级在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行动。由于城市已经成为财富和权力的集中地，也是美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但同时又是工业化弊端的聚集地，因此成了中产阶级改革运动的首选目标。城市改革的关键是改革市政管理，建立负责的好政府。在前工业化时代，城市管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自由放任政策，不能适应工业化给城市带来的变化，占据政府要职的往往是一些被称为“城市老板”的职业政客；这种机制被称之为“城市机器”。政治参与不是靠能力与学识，而是依赖于对党的忠诚与权力的玩弄，受过良好教育的、具有能力与大有作为的人遭到排斥，平庸无能之辈乃至无赖汉却担任要职。在城市老板的控制下，混乱、腐败、负债成为城市的普遍现象，纽约市在19世纪80年代负债就达数亿美元。
政治机器所操控下的城市管理引起了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城市老板与不法商人勾结所形成的官倒，剥夺了广大市民的财富和机会。这与中产阶级的传统价值观格格不入，在中产阶级看来，美国代议制民主政治已经接近崩溃，要恢复民主，就必须从城市改革开始。新中产阶级担当了改革的启蒙者和领导人。1894年，市政联盟成立，提出了作为其改革模式的城市宪章，包括直接选举、避免州的干预、限制公共事业特权、建立专家治理政府的人才制度以及赋予市长更多的权力等。提出了改革的目的是杜绝城市中的舞弊行为，消除腐败，更重要的是取得城市自治，遏制城市老板，建立类似大企业的科层制式的现代管理制度，以便对日益复杂的城市社会进行科学的、合理的和有效的管理。城市政府先后形成三种管理体制，即市长制、委员会制和经理制。市长制体现了多元政治，使大众参与得以部分实现；城市委员会制和经理—参议会制则反映了精英政治。城市改革奠定了美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到20世纪，又继在大城市的成功之后转向小城市。
工业化不仅仅制造了两大对抗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而且造就了一代新中产阶级，市政改革则体现了新中产阶级的两个政治价值，即民主和效率。这确立了工业化时代的新民主，创造了一种公民参与的新机制，“预示了美国政治现代化的方向”。李庆余、周桂银等，同前引书，第188页。
第五部分：美国（上）中产阶级帝国三20世纪 或“普通人”的世纪（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