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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新中产阶级的生活现状时，有两样内容是一定要考察的，一是新中产阶级的工作方式，另一是新中产阶级的业余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两者不仅描绘出新中产阶级的全貌，而且也有着相当的因果关联度。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北欧，新中产阶级的工作方式都有相似之处。在米尔斯那里，由于受到马克思观点的影响，因此白领的工作被看作是异化劳动。米尔斯甚至认为，新中产阶级中的许多成员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文件和符号的处理上，枯燥而单调，有点像19世纪俄罗斯作家笔下的命运悲惨的小人物。这种机械的劳动，必然对人性产生压抑。这种情况在当代的北欧几乎是一样的。尽管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工作就可以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但多数家庭的成年劳动力还是遵循了清教伦理的教导，认真工作。
然而，美国人和北欧人在业余生活和消费方式上的态度却有相当大的不同。
早在米尔斯的时代，一种放纵自我的生活方式已经在美国的中产阶层初露端倪。由于工作的异化，使许多新中产阶级必然地放纵自己的业余生活尤其是夜生活，通过酗酒、赌博等方式自我发泄和自我解脱的现象时有发生。米尔斯认为，对于美国新中产阶级来说，“工作的必要性和工作的异化形成了工作对人的磨难，磨难越多，越需要在现代闲暇活动的欢乐和梦幻模式中找到解脱。”Mills；op cit； p237这种放纵与美国建国时清教伦理所教导的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
第四部分：北欧 福利政策下的新中产阶级三当代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特征（2）
然而北欧的情况有所不同。北欧的新中产阶级是个人主义的浪漫和清教伦理相结合的二重人格的产物，清教伦理的影响沁入骨髓。尽管对于生活的个人主义浪漫理想从来没有失去过，但即使是在休闲的时候，新中产阶级也更多地受到清教伦理的约束而显得相对比较理性。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其是芬兰和挪威，小酒店都以经营餐饮业为主，很少有人在小酒店喝酒和约会，酒吧几乎不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赫尔辛基才有了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酒吧，然而“酒吧概念的变迁是一个渐进和缓慢的过程”。Sulkunen；Pekka，opcit； p68即使今天在北欧酒吧已经非常普遍，但这些酒吧并不是中产者工作之余自我放纵的场所。很少有人在这些场所酗酒或者流连忘返。舞厅也是如此，直到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赫尔辛基的大街上，夜总会和舞厅的数量依然非常稀少。
在一项实地研究中，苏尔肯和他的同事实地考察了一个名叫“天空”（Sky Bar）的酒吧。该酒吧由三个子店构成。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酒吧在赫尔辛基代表着一种休闲方式的新概念，因此，它很快成为消费前卫的新中产阶级愿意驻足的地方。他得到的结论是，欧洲新中产阶级不是因失意或因酗酒成癖而泡酒吧的那一类人，但他们的大部分业余生活离不开在酒吧里饮酒和交谈。这种饮酒和交谈存在着信息交流的因素，甚至与某些参与者的事业息息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它被赫尔辛基的新中产阶级看作是一种休闲和娱乐的最佳方式，这种休闲方式不会因为过于低俗而使自己自降身价和格调，并违背清教伦理的教导。
从消费方式的情况来看，北欧的新中产阶级也更符合清教伦理的观念。北欧的新中产阶级较为看重收支平衡，而不是一味的超前消费。在瑞典，2002年，瑞典妇女人均年收入（税前，个人所得税大约平均为30％）为235万瑞典克朗，男性年收入305万克朗。而瑞典人均年消费1108万克朗。杨宜勇：《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查报告》，wwwdajuncn/ruidianshehuihtm。根据丹麦官方1997年的年度统计资料，在丹麦，1997年人均年消费（购买力平价）约11500美元，其中各项费用支出的大体比例是：房屋、燃料热电占28％，房屋修缮占6％，通讯交通占18％，食品占14％，饮料、烟草占6％，娱乐、教育占10％，穿衣占5％，外出用餐占5％，医药占2％，银行保险费用占2％，其他费用占4％。从中可以看出，北欧的新中产阶级在消费问题上主张的是适度消费。这一情况与学者们在美国所观察到的情况有较大的不同。沙利文等人在其研究报告《脆弱的中产阶级》一书中指出：当代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陷入财政危机。1996年美国中产阶级的平均实际收入已经退回到1989年以前的水平。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部分表现出一种泡沫，这种泡沫潜伏在郊区别墅后面、表现于离婚的财产分割中、隐藏在儿科医生诊所的消费债务中。“中产阶级的生活是与镜中月、水中花以及许多信用卡一起维持的。”中产阶级大量破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所承担的消费债务。过度的日常消费使美国的中产阶级不堪重负。参见Sullivan；Teresa A& Warren；Elizabeth & Westbrook；Jay Lawrence；The Fragile Middle Clas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有着与美国类似消费习惯的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也面临着大量破产的窘境。
因此，无论从消费还是休闲的角度来看，清教伦理对北欧的中产阶级有着相当重要的而且是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中间层结构较为稳定
福利国家所推行的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由于给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比较大的负担，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瑞典、芬兰等国的中产阶级总是抱怨政府征收的税款金额过高。但也正是因为这一政策，瑞典等国的中产阶级比例才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况。中间层结构与发展的稳定，是北欧国家中产阶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从美国的情况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美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达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程度。1947～1980年，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以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来衡量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多少变化，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1947年为0374，1960年为0364，1970年为0353，1980年为0365；但1980年以后，收入差距呈逐步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1990年增加到0396，1995年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增加到0421，住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则达到0450。与此同时，从1989～1994年，90％美国家庭的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中间20％家庭的收入下降幅度最大，年均下降2390美元，只有10％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有所增长，而5％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得到大幅度的增长，其家庭年均收入每年增长17231美元。近年来，美国中间家庭收入水平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在1979年以前，美国中间家庭收入水平一直是上升的，1947年是19088美元，1967年是33305美元，1973年是38910美元，1979年是40339美元，此后一直停滞不前，到1989年是42049美元，但是到1995年，中间家庭收入水平反而下降到40611美元。以上关于美国家庭的统计资料转引自李培林《美国近年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big5chinacn/chinese/ch…wzh/1doc。
第四部分：北欧 福利政策下的新中产阶级三当代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特征（3）
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福利政策的改变（美国较早放弃了福利国家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后大幅降低了税收的转移支付率），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政策，给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尽管考虑到中产阶级人数众多，美国政府在中产阶级的税收和税收转移支付率方面给予了一定的优惠政策，但近些年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破产的现象依然越来越严重。在20世纪90年代，蜂涌走向破产法庭的家庭数目创下了新的破产申请纪录。参见Sullivan；Teresa A& Warren；Elizabeth & Westbrook；Jay Lawrence；opcit，p3。
其实，正如我们在下文要谈到的，近年来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一种滞胀状态，但根据目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