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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撰文《我是一个中国人》，谈到自己的作品与“现代派”的关系，“我的一些颇带土气的作品偶尔也吸取了一点现代派手法。比如《大淖记事》里写巧云被奸污后第二天早上的乱糟糟的，断断续续、飘飘忽忽的思想，就是意识流。我在《钓人的孩子》一开始写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大西门外的忙乱纷杂的气氛，用了一系列静态的，只有名词，而无主语、无动词的短句，后面才说出‘每个人带着他一生的历史和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这颇有点现代派的味道。我写过一篇《求雨》，写栽秧时节不下雨，望儿的爸爸和妈妈一天抬头看天好多次，天蓝得要命，望儿的爸爸和妈妈眼睛是蓝的，望儿看着爸爸和妈妈，望儿的眼睛也是蓝的。望儿和一群孩子上街求雨，路上的行人看着这支幼弱、褴褛、有些污脏而又神圣的小小的队伍，行人的眼睛也是蓝的。这也颇有点现代派的味道（把人的眼睛画蓝了，这是后期印象派的手法）。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可以”。有意思的是，汪曾祺同样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来谈“现代派”的：“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派的默写表现手法”，“为了使现实主义返老还童。” 这样的表述无疑是一种政治选择。而在另外一篇文章《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汪曾祺说：“现实主义问题。有人说我是新现实主义，这问题我说不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有人说，用习惯的西方文学概念套我是套不上的。我这几年是比较注意传统文学的继承问题。”② 其实，“现实主义”也是一个“西方”的概念。用“现实主义”能否“套”汪曾祺，也当存疑。所以，我觉得核心思想还是他自己的那句话：“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但汪曾祺同时又说：“我当然反对利用‘人道主义'来诋毁社会主义，诋毁我们伟大的祖国。”③ 汪曾祺的这些想法，反映出汉语写作中“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妥协，曾经是相当一个时期一批中国当代作家的政治选择。杰出的作家和常人不同的是他在妥协中仍然坚持了自己的主导面。这使我对汪曾祺心存敬意。李陀所说的那样一种“关系”以及相关的因素是汪曾祺重新写作的语境，他的小说在最初很难进入这种关系中，显示了其小说与这种语境的反差并且因此凸显了其文学史意义④ 。我在访问时切身感受到汪曾祺小说突破这一“关系”的不易，本篇的口述部分大致反映了当时的状况。
《批评的操练》第一辑在潮流之中与潮流之外（二）
口述者一：李清泉，1918年生，文学编辑家、批评家，曾任《北京文学》主编，现居北京。口述时间：2004年4月。
1。1978 年以后，有了一种历史的转折。你比如说我吧，我原来在延安的时候搞文学的，后来一进城以后，这工作多了，由不得你，指挥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搞了很多年的教育。可是搞教育不甘心啊，我内行是文学，不甘心，所以抽个机会就溜回来，回到文学界，还不是组织上派回来的。溜回来什么情况？没多久就打成“右派”了。我1954年冬天溜回文学界，1957打成“右派”，就下放了。1957年下放以后，到1978年，21年，没有工作，没有干的，而且整个社会20年尽搞运动。到1978年听说有这个消息，“右派”问题要平反。我就跑回北京来，家还在北京，我一个人在外面，跑回北京来了解情况，找中央组织部，要平反啊。一说我是作协的右派，哎，那不行，作协都没有了，你等着吧。要我等着。也只好等着了。不久北京文联恢复了，挂了牌子了，我就去找人去，就去找熟人。我说这么多年没有工作了，我想干点活啊，行，答应我考虑考虑啊。等了两天，给我回信，来吧，就在《北京文学》了。交给你负责了。我这还没平反完呢，这就交给我工作了，就这样。你看我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再做这工作应该是胆子很小了，怕出事啊，再戴上怎么办啊？我这人个人的问题不大计较。所以，我觉得可以发应该发的，毫无顾虑，也不向谁请示，也不要谁批，我自己就发。就这样，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2。《北京文学》等刊物什么的都由那时的文联管，领导是文化局长兼党组书记。一次开会汇报情况，有一个是北京京剧团的团长，他也在那里汇报，他就说到了汪曾祺，说他写的小说，就是《受戒》，轮着在几个周围要好的朋友中间传，大家都说挺好挺好，不错，看着挺有味道。不过这个东西不能发表，送不出去，不能让它流入社会。我一听我就找他，我就说，传给我看看行不行？他们说，不行，这可不行，不往外传，我又没说发表，他们还是说不行。后来我就直接给汪曾祺写个条儿，就说听说你写了个什么作品，你给我看看好不好？还是送来了，接到我的条儿当天就送来了。他知道我当时的意思了，他也说了一句将军的话：你要发表可得有点儿胆量才行。我一看，我觉得也不存在什么胆量问题，当然无论是题材什么，解放以后，没有发表过这样的东西，没有人写过这样的题材。我就发了，发他这个东西我还真没有什么犹豫，我觉得它不伤及什么政治问题，当然要按过去极“左”的那一套，那什么帽子都可以戴，当时我觉得不涉及什么政治问题。没涉及。
口述者二：章德宁，文学编辑家，现任《北京文学》社长。口述时间： 2004年4月。
汪曾祺的《受戒》在我们编辑部里，凡是传阅过的人都是一致叫好的。好像在我们编辑部内部没有争议。那篇东西当时是，在文联领导主持的一个会上，谈创作问题。就说现在好像好的作品也少，好像就是说现在的作家在做什么，在思考什么问题。聊起这个话题，有一个北京京剧团的负责人，他呢，应该是汪曾祺的一个朋友，他说汪曾祺写了这么一个东西。李清泉听到以后说拿来我看看。然后这样就把那一篇作品拿过来了，我不知道是团长还是他找汪曾祺拿来。李清泉就要求其他编辑传阅，当时我看了那个传阅意见，大家都是非常称赞，内部没有遇到任何阻碍。这事虽然离现在时间不是太远，但是很多当事人的记忆和那时的真实情况很不一样的，有一个杂志社曾经登过一篇纪念汪曾祺的一篇文章，谈到发表的过程，文章发表出来以后，有些当事人有一些意见，然后又发表一篇，来澄清这个事情。所以经过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觉得记忆已经很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你所做的工作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
口述者三：李陀，作家、学者，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口述时间： 2003年9月。
1。李清泉人很好，现在老了。他当时最早发了汪曾祺的《受戒》， 1982 年，一大功劳⑤。汪曾祺的《受戒》，以及后来的《异秉》《大淖记事》的出现，对“寻根文学”的出现，有很大的作用，我在《意象的激流》里，说他是一只寻根小说的头雁。寻根小说的出现，当然就不只是汪曾祺的一个因素了，起码汪是第一个征兆，这样李清泉有一个很大的功劳。《受戒》发表以后，都觉得好，但都认为是小花野草，是无害的作品⑥。无益，也无害，是这么一种态度，对一批年轻的有志于文学变革的人，影响很大。当时，批评界被《文艺报》、文学所、文联的一批理论家，官方的批评家垄断。他们当时的注意力都在“伤痕文学”上，把“伤痕文学”评价得特别高，包括冯牧、陈荒煤啊，他们对“伤痕文学”评价特别高。汪的出现无益无害，采取容忍，“文革”时候一个教训，就是没有百花齐放，这就是百花齐放。王蒙的小说当时出现，《北京文学》来讲，主要是李清泉发的。记得有一次，我到王蒙家去玩，他特别高兴。他说他在写一个新的小说，念一念，就是《海的梦》，写了一半。当时我很高兴，我说你这小说和你以前的小说，是另外一个类型。我当时很强调小说实验，我觉得《海的梦》对小说实验来说，是重要的。
2。当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笔会，就是“太湖笔会”，《钟山》组织的，好像是1983 年。那时陈建功、郑万隆、林斤澜、宗璞，我们几个开了个“太湖笔会”，就在你们这一带转，围着太湖转，挺长的一个笔会，一个车拉着与会者。这时候，我就和汪曾祺整天在一起，我跟汪的感情就建立在那段时间。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