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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驱逐文学。“小说家讲坛”的设立，将会有助于改变这一现象，尽管这样的改变可能是微弱的。
正如我们开始时所说，这个讲坛是有高度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某种话语权，但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的尺度，用这个尺度来度量作家。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舍弃，但不是一种拒绝，因为我们所说的“高度”并不是一个绝对不变的“门槛”。事实上，关心这个讲坛的朋友们对邀请谁、不邀请谁也有不少分歧。一些我们认为应该登上讲坛的作家，也有用种种理由来回绝邀请的，尽管我们未必认同那些理由，但是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这就是讲坛为什么会“疏漏”一些作家的主要原因。
这个讲坛逐渐引起的反响，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有朋友甚至说，也许要过多少年，这个讲坛的意义才能更加凸现出来。以后的意义我们暂且不去管它，但是凸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前沿问题，并在演讲与对话中表达作家、批评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确实是“讲坛”试图实现的“现实意义”。我们可能都会注意到在演讲与对话中，小说家们有着不同于别人的心智与言说风格，这些确实是一个杰出作家的独特魅力；在学术的层面上看，小说家们最具意义的也许是他们对若干“伪问题”的揭穿。这似乎是已经演讲的莫言、李锐、张炜、余华几位作家的相同之处。毫无疑问，他们处在困顿之中，我们应当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在今天都不能没有困顿，但是他们始终不渝地保持写作的尊严保持对诗的敬畏。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境界，它使一流作家和其他层次的作家相区别。
以“小说家讲坛”命名的这套书，第一辑收入了张炜、李锐、韩少功、史铁生、余华五位作家多年来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录。感谢这几位作家在紧张的写作状态中抽出时间来整理、结集他们的演讲录，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因为有了他们的响应，才能以今天这样的面貌出现。和其他四位作家不同，史铁生暂时无法走上“小说家讲坛”，但他的书面演讲独具魅力，他的沉思和独语不妨看成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演讲，因此他的这本称为“演讲录”的书有着特别的意义。
第一辑出版以后，热心的读者和学界的朋友便关心第二辑的编辑出版工作，我们因此受到鼓舞，着手第二辑的编辑。此间，“小说家讲坛”的活动由2002年延续到2003年，又一批作家将在讲坛发表演讲。在草长莺飞的春日，我们邀请到了王蒙、马原。4月21日，在广州出席“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仪式后，马原、林建法先后赶到苏州大学，他们俩在广州已经感受到了“非典”的恐怖。我们仍然准备着马原的演讲活动，海报出了，学术报告厅安排好了。我们谁也没有说，但心里都在担心学术集会有无可能。忽然间，全国上下对“非典”有了高度的警惕，演讲活动终于被告知取消———这距原定演讲时间不到两个小时，通知发出去时，学术报告厅已经聚集了众多的听众。马原的演讲题为《抓住故事这根稻草》，对听众而言，这根“稻草”有多长就难以预料了，这不是马原设置的“圈套”。同样为大家期待的王蒙的演讲也难定时日。现在出版的第二辑，收入了王蒙、莫言等几位作家的演讲录。这一辑的出版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们以此来纪念“非典”时期的精神生活。
这套演讲录的出版，将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还原小说家的思想风度和演说风格，因为有了广大读者的参与，“小说家讲坛”也就有了新的时间、空间和人物———“小说家讲坛”不仅仅是“小说家”的。
注释：
①《小说家讲坛》丛书由林建法先生和我主编，第一、二辑分别于2002年10月、2003年8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批评的操练》第四辑对话时代的思与想
我们想在“对话的时代”以《“新人文”对话录》丛书来表达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所思所想，纪念因为思和想而拥有的痛苦和快乐。
90年代那场未果的“人文精神”讨论，凸显了知识分子在80年代末期开始的分歧。这一分歧不仅源于人们对人文传统认识的差异，也与人们从不同视角看待变化了的现实有关。这是从一种体制转向另外一种体制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知识分子对自身精神处境的体认和表达渐趋分化。对中国的、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的解释，一直有仁智之见。“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开始使用的“人文主义”这个词，即使在西方也是含义多变，在各种版本的大百科全书中，“人文主义”的定义不尽相同。所以，“人文主义”虽然在中国广为使用，看似约定俗成，其实是个概念含混的词。“人文”就字面而言，中文与西文相仿，《易经》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显然“人文”的中西含义有差别，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中的“人文”也有差别。因此，有学者建议不妨把“人文主义”译成“唯人论”或“人学”，这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命名。正因为是“人学”，分歧也就不可避免了。即使智者仁者对中国是否有“人文精神”存在分歧，对西方“人文主义”也有不同理解，但是，不管怎样，“人文知识分子”需要对历史特别是现实做出独立的解释，需要对历史如何塑造自己做出深刻的反省，需要对自身的精神处境做出清醒的判断，这样的解释、反省与判断不仅见出理论与思想力量的强弱，思考路径的异同，而且也分别是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立场。
因此，我们试图在分歧中寻找出交集点，寻找出相同的话题，就像美国《人文》杂志所希望的那样，“不同学科的写作，能够指向一个发展中的、普遍的思想核心，作者用相互关联的眼光和方法，从不同的视角阐述核心问题”。在这种求同存异的阐述中，我们放弃那种急于给思潮、群体和问题定论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不仅仓促而且过于自信。我们现在所处的语境、遭遇的问题，都迫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信念和勇气去面对，去思和想。无论我们以暧昧的方式，还是以直面的姿态对待历史、现实和未来，总有一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总有一些问题蛊惑着思想者。也许，这可以视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底线，守住这一底线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裸露他的立场，掩饰也是一种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去发现真正而动人的问题，表达自由和独立的思想，呈现被抑制的生命感受，应当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追寻的思想风度。“新人文”对话录之“新”，不是宣示一种已经成熟的思想，而是表达我们对目前工作的期待。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新人文”这一提法，它虽然和种种人文主义传统相联系，但是它不在“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徘徊，也撕去了“左翼”和“右翼”的标签。
在这套对话录策划的过程中，我们（“我们”已经是个不能轻易使用的词）首先感觉到我们这些所谓“人文知识分子”其实愧对“人文”二字和“人文知识分子”的称谓，因为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回应现实时，我们不时感受到自己的狭隘和无力，感受到清理知识与思想背景的重要。事实上，如果不能摆脱狭隘的视域，不能清理知识体系和思想背景，所谓“批判”和“创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这么多年，我们已经有过株守疆域、止步樊篱的教训。所以，我们期待有一次思想的飞翔。由这套丛书结集起来的一批人，基本上是“人文知识分子”一类。我们在各自的对话中，几乎都讨论到“知识分子”问题。尽管大家对“知识分子”有大致相同的理解，但都非常谨慎地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一些朋友不敢轻易称自己为“知识分子”；而另外一些朋友则毫不犹豫地以“知识分子”相称，并且鲜明地突出自己认为的知识分子立场。由这套书的“思想状况”大致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的部分轮廓。我们对思想文化问题的种种解释，散发着各自生命的体温，在一定意义上，这套对话录丛书也是对话者的精神自叙。西方哲人说过，一些人是发现真理，一些人是发表意见。我们当然是属于后者，而且是那种不羞于发表错误意见的一些人。
这样一点自我认识，其实也与对话体这一自由文体的特征相吻合，试图推动对话文体的发展也是我们的企图之一。那种面对面的对话，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