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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本现象是我们透视新世纪文学生产的一个“点”。和80年代初中期相比，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革。在文学的生产过程中，面对市场的不仅是作家，还包括批评家、编辑家和出版家。各种各样的排行榜、选本、评奖等活动，影响着文学在当下的秩序，成为文学生态环境的重要构成，而不仅是引导读者的阅读兴趣与选择。所以，如果把选本现象误解为一种适应市场的炒作行为（当然，我不否认有些人是在做这样的炒作），可能就会忽视选本的文学史意义。在中国的传统中，选本一直是构成文学史的一个环节，各式各样的选本保留了文学在产生和传播过程中的原初状态。我一直觉得，当代文学应当有自己的“选学”。在学术研究中，重视选本的差异、重视选家立场的异同、重视各式各样选本生成背后的种种因素，对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对建法这几年来主持或参与一些选本的编辑与出版工作有特别的理解和关注。据我所知，他参与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和“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都是这几年各式各样文学选本中的优质版本。“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试图为当代文学历史寻找准确的精神坐标与刻度，为正在走向良性循环的中国文学发展留下坚实有力的见证，为未来文化史家提供值得阅读和关注的版本，这样的理念很能引起我和一些同行的共鸣。2001年我曾应邀选编了这个系列的《2001年中国最佳随笔》，深知做这类选本的不易：大量阅读，再筛选，再斟酌，一番折腾，最终定下若干篇来。所以在有了一次的经历以后就知难而退了，对类似的工作几乎都不敢接受。选本既是选作家作品，其实也是选家选自己，你选了什么样的作品，也就把你自己的底线亮出来了，你挑剔作家作品，读者也就通过你的选本来挑剔你。一种可能是，因为只选一年间的作品，所以作品的数量相对少些，选什么作品没有太多的困扰；另外一种可能是，因为只选当年的作品，缺少时间的汰洗，选什么作品并不是很有把握的事情。选者的易与难，选本的优与劣，就在这两者之间。因此，对选本如何选，选什么的分歧，从一开始就有了。
分歧还表现在对选本名称的看法上。不少选本都是以年度“最佳”来命名的，批评者以为，“最佳”这两个字是可以斟酌的。理由是：凭什么说这些作品是“最佳”，而另外一些作品就不是“最佳”？为什么两个“最佳”的选本所选作品重叠者甚少，也就是说对“最佳”作品的理解有那么大的分歧？这些疑问事出有因，它还包含了批评者对选本出版动机的怀疑。但细究起来，此类批评恰恰反映出我们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常有的成见：强调同一性而忽视差异性。这样的现象同样也出现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所谓“最佳”，严格意义上是“一个人”的“排行榜”，而一些文学史著作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也只是若干“一个人”的“排行榜”的组合。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并不能排斥一个选家选择“最佳”的权力，而另外一方面任何选家从来没有天赋的对最佳作品的“终审”权。当我们面对不同的选本时，应当思考的是：不同的选本其形成因素是什么？究竟哪一个选本更能反映出年度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换言之，我们需要同时考察选家及所选文本。
在这样的逻辑中，我并不排斥别的选本，但直言不讳地说，我一些朋友通常对建法兄的选本（我根据习惯，简称为“林本”）有更多的信赖。我甚至觉得，在以后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可能无法绕开“林本”。熟悉建法兄的人都知道，他并不喜欢阐释他的文学观念，但谁也不会怀疑他的理论素养。纵观他的各式各样的选本和他主编的刊物，可以发现，他是把理论化为一种学理精神、原则立场和人格力量。毫无疑问，建法兄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家、批评家，他从来也不在意别人如何称呼他给他什么样的头衔；我想，如果说建法也在意什么，那么他始终看重的是作为一个编辑的身份，而不是主编的身份。多少年来，建法正是以这样一个身份促进了近20年来文学批评话语的成熟，并正在努力推动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所以，我一直觉得就当代文学批评而言，林建法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文本”。反过来说，也正是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哺育了林建法。他是和作家、批评家、学者保持最广泛联系的少数几位编辑之一，在创作和批评之间他常常成为一个纽带，始终置于文学生产的过程之中而且始终介入文学批评的前沿，这是建法兄的一大优势，他因此获得了透视文学的多种角度和先机，获得了一些选家无法获得的“在场”感。这是林本的底色，而这底色又是文学大千气象的凝聚。
我想特别要说到的是林本的“文体”意识和“经典”意识。建法这几年先后编选了多种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选本并主持出版了“新经典”长篇小说文库，出没于小说的各种门类。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了很大的突破并且出现了长篇小说创作热，建法理性地看待这一现象，关注过长篇小说的文体问题。在他看来，既然长篇小说代表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和样式，那么长篇小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是需要研究的。2001年上半年，在《当代作家评论》召开的长篇小说文体研讨会上，许多作家、批评家都发表过很好的意见。建法感觉到，作家开始有了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他在不久前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这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这是长篇小说往前走的动力。正是由于有了好的长篇小说，才使“茅盾文学奖”有了评奖的基础。没有好的作品，评奖的必要性就不存在；有了好的作品，而不能给它评奖，评奖的意义就不存在。他认为，这两者之间应该是良性互动的。
在确立长篇小说文体意识的同时，建法始终反对把短篇小说放大为中篇小说、把中篇小说放大为长篇小说的写作。我们在合作主持“小说家讲坛”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不肯偏废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意义。我在准备与作家的对话时，他也提醒我应当和作家探讨一下中短篇小说的创作问题。他认为，在比较快地把生活、思想转为审美活动的过程中，中篇小说无论是节奏、长度还是容量上都是合适的文体。比之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更敞开些；比之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更快捷些。也许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建法从今年开始还主编了《布老虎中篇小说》，直接组织起中篇小说的创作。证之80年代的中篇小说创作，建法关于中篇小说创作的基本想法是非常中肯的。这些想法是他几年来编选中篇小说选本能够得心应手而且少有遗珠之憾的动因。
以今年的选本为例，建法选什么不选什么可谓独具匠心（这个词长久不用了）。我特别要推荐贾平凹的《艺术家韩起祥》，这是今年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小说叙述朴素、从容和舒缓，在适度的篇幅中几乎写出了从延安到北京社会主义文化的起承转合。韩起祥从陕北说书艺人到“三弦战士”，其身份的转换不仅呈现了民间文化的变迁，而且也显示了延安解放区文化的变化。我们不能只注意到政治对民间文学的影响，对一个民间艺人的作弄，而且要充分地看到，韩起祥在建国后位置的“错置”，深刻显示了共和国文化建立过程中的复杂性。蒋韵的《北方丽人》仍然承接了她往昔作品苍凉悲愤的基调，但在背景和精神上这篇小说要更加大气。在有过一段时间的沉潜以后，蒋韵已经缓过神来，我想她应该获得一种自信。在有了《花腔》以后，李洱的《龙凤呈祥》一改往昔的笔法，它的本色与浑朴显示了李洱新的发展前景。这几年来，林建法对年轻一辈作家表现出特别的关注与热情，和一些人的导师心态不同，林建法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发现和扶持上。今年的选本他又用相当的篇幅选了须一瓜、夏季风、艾伟等几位年轻作家的中篇小说。其中艾伟的《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