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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打开的“心灵的一角”是一个“广角”，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言说的欲望：“我太任性，太情绪化了，一切听凭此时此刻心绪的感召。举凡大漠奇景，黄河风色，文化传说，异域消息，冬泳与足球，古玩与秦腔，沙漠与废墟，只要能承载和传达我的感慨的，不管是否适宜于散文的表现，我都收纳进来。有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生存状我也写出来。我相信，这世界上尚有许多情调还没被人表现过。我力图表现的正是这种东西。”①我想，雷达这里所说的并不单单是散文写作的“题材”问题，因为前辈们早就用“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来说过散文领域的广阔无边。“任性”、“情绪化”、“心绪的感召”诸语，是雷达散文创作时的精神状态的写真。我非常欣赏这样一种“不管是否适宜于散文的表现”状态，这是一种突出了生命活力和思想自由的状态，雷达因此才有可能一扫散文常见的匠气、八股气。雷达散文视角、内容、形式和意蕴的无拘无束与此密切相关。此其一。同样重要的是，雷达还确立了他的“心性”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以我为主”关系，“只要能承载和传达我的感慨的”，“都收纳进来”。这很重要。如果“心性”为“世界”所遮蔽，散文只能成为一种被釜底抽薪的话语外壳；事实上，现代散文的发展与繁荣与作家“心性”的自由与丰富的发育程度有关。雷达《为谁写作》一文，就敏锐地揭示了心灵的自由被抑制和遮蔽的种种可能与危险，他指出：“由于创作主体的复杂性和时代生活的丰繁性，作家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势必千差万别，但不管写作的动机有多少种，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仍在于心灵自由的幅度。”
这样，我们就必须关心雷达“感慨的”是什么。雷达自己说：“我的散文里也许还有比较浓厚的精神性追求，这是我在面对着世界和自我时的苦闷和矛盾的流露，对有的人可能一切不成问题，在我却有一定的不可解脱性。我就像我的手纹一样地布满矛盾。尽管我用的多是解脱的调子，其实充满了求索和追问，诘难和假定。这一切来自我真实的生活和心灵，并非我要刻意披一件哲学的华氅唬人。诸如快乐、尴尬、超脱、疼痛、运气、幽默、时间、失语、性爱等等，先哲们自然多有论说，但经过了我的心灵感悟，便着上了我的色彩。”正像雷达所意识到的那样，“对人生问题的索解是无穷无尽的”②。其实，在我看来，雷达用“也许还有比较浓厚的精神性追求”这样的措词有些言轻了，应当说他的整个散文创作都贯穿着浓郁的精神性追求，“精神性”气质是雷达散文的基本素质之一，他把这种精神性的追求落实在批评时代追问历史求索人生之中。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读《雷达散文》（二）
无论先哲或者别的什么人说过或者没有说过什么，对一个作家而言也许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作家自己在说些什么。在雷达的批评、追问、求索中，有一个声音是清晰而坚定的：反抗物化与更新主体、不断发现时代与发现自己。这是雷达散文深层次的价值取向。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讨厌这个提法）、知性与情怀基本集中表现在这一方面。包括那些被雷达划入“抒情文”的散文也不例外。《缩略时代》表达了雷达对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看法。他由语言的缩略说到生活的缩略再说到精神的缩略：“缩略乃时代潮流使然，其中不乏积极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所谓缩略，就是把一切尽快转化为物，转化为钱，转化为欲，转化为形式，直奔功利目的。缩略的标准是物质的而非精神的，是功利的而非审美的，是形式的而非内涵的。缩略之所以能够实现，其秘诀在于把精神性的水分一点点挤出去。”精神、审美与内涵成为雷达散文的关键词。发现这些重要的因素也就成为雷达散文的内视角。对轰动一时的探险家余纯顺，他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我认为余秋雨没能很好地理解余纯顺。不错，余秋雨对余纯顺敬仰得很，连呼‘壮士'不绝，很有点像古代的书生见了黄衫客之类的大侠不断揖拜的样子，但却掩不住内心的隔膜。余秋雨似乎没有注意到，余纯顺首先是一个优秀的人文知识分子，他的价值主要不在探险，而在人文，在于从物化的威胁中寻觅并遨游一片精神自由的天空。”“因而，我始终认为，他的全部目的，是探索怎样使人变得更美好，于是他格外注重发现人类宝贵的情感、道德和理想的价值，特别注重感受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在《生存技术质疑》中，他感慨道：“我当然懂得，生存技术和生存价值具有内在矛盾，生存价值总要通过一定的生存技术去实现，社会不可缺少人情的润滑剂，然而，现在可悲的是，生存的价值不见了，还剩下了生存的技术。”即使是追溯历史，他也发现时代发现自我。我们来看他的《追忆一九六五》：“从这进京的一难一易中，从看重‘政治'到看重‘经济'，虽只是现象，其含义却远非封闭或开放可以尽之，它自有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商文明的过渡中，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首府地位虽然保持着，但它的功能和性质已悄悄发生了质的转换。”那个当年一到北京便觉得喉头有些发紧、眼圈热辣而潮湿最终还是泪水夺眶而出的雷达，现在发现当年的北京和当年的“我”早已消失消隐到历史的雾霭里去了。“然而，一座城市的变迁，不但不在它的物质外壳，甚至也不在它的生物外壳，它的秘密溶解在城市人的灵魂中。”置身于这样的变化中，雷达自然“会忽然想起进京的那一天，想起那一天的眼泪和广场，并在心的深处轻呼：三十一年前的‘我'，你在哪里？”雷达固执地在历史和现实中发现人与人生意义。他的那几篇关于足球的散文，其实也是在作人生感悟。足球是现代体育神话中最动人心魄的一幕，雷达却在喧嚣的场面中说着体制，说着人生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
正是这种思想的素质，使雷达的散文获得了深刻（暂且不说深厚）的底蕴。他的创作给人以唱“大江东去”的豪放印象，其实主要不在于他这个大西北汉子的气质，更多的因素是思想的清晰、坚定与硬朗，它甚至与丰富和复杂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精神的个体”构成了雷达散文的一半，“生命的个体”是雷达散文的另一半。如果只有精神的思索而没有生命的体验，散文家就可能成为只会作思想状的“雕塑”了。雷达在散文中扬厉着感性的激情，灌注着生命的体验，让精神性的追求带有个体生命的体温。这让我想起雷达在《行走的哲人》中说的一句话：“余秋雨的散文，一向以史述、传奇、知识的人情化和文化的观照见长，但个体生命的体验明显较弱”。显然，雷达是想避开这一当下散文创作常见的弱点。我赞成李国文《散文的雷达》③中对雷达的评价：“如果再挑剔一下的话，凡是他把自身与写作的目的物疏隔开来的文字，都不如写置身其中的那些失落、获得、寻找、迷茫、奋起、激发、颖悟、通脱的他来得动人。”李国文所说的正是“散文美学”的一个常识，当下的不少散文正在偏离“常识”，自身与写作目的物的疏隔使众多的散文成为泡沫。雷达的散文是一种非职业化的写作，他没有因为职业的需要轻易处理以致浪费自己长期的生活积累，并且保持了生命体验、感情世界的原生状态，因而雷达的散文艺术到目前为止尚无大的雷同，艺术形式和感情律动一致。他在创作中，能够感受到“诗意的潜质”，并始终有着“倾诉的冲动”。像《王府大街64号》《皋兰夜语》《依奇克里克》《还乡》《听秦腔》等，都是质与文兼具的佳作。《王府大街64号》重现了“文革”初期文联小礼堂的“红色风暴”，但这篇散文最动人的不是对“文革”的叙事，当然文章中的场景描写也给人深刻的印象；雷达深刻地写出了“历史”对他的冲击与震荡，他想追问的是人心，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的精神秘密，并毫不掩饰自己对“鼠疫杆菌”犹存的忧思。《皋兰夜语》应当看成是雷达一次精神的“还乡”，他对兰州的解读，不是印象式的抒怀，也非旁征博引式的文化述评，是既置身其中又有所超越的个体生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