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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幢平房,棕色仿木的建筑外体,看去这个医生的小集体在时尚和审美上是十分老实的。走进去,护士请我到丹尼斯的一间检查室里等候。屋里基本是秃的,没有装饰。看来丹尼斯医生有个细腻名字的同时还有个求实精神。
我坐在那儿等丹尼斯医生的出现。不觉也就顺便想像他的模样、性情,一定是位细致而温存的那类男性,中年,却未超重。总之是很“常务”的医生,有种主妇的周到入微,安详体贴。总之是温文尔雅,同丹尼斯这姓氏不差太远的……正想得紧张,门“砰”地洞开,一个拄双拐的老爷子在门口站立,一条腿裹着粗大的石膏,脚也被绷带缠得很大一坨儿。他身上披一件不太白的白大褂。于是石膏、绷带、两只加金属的木拐,连同那灰蒙蒙的耷拉着的白大褂,使这老爷子每一动作都拖泥带水。我想他必是丹尼斯医生的另一位候诊者了,便立刻站起,腾椅子给他。却听一个大嗓门说:“我们哪里不对劲?”这大嗓门竟属于这老头儿。
他看看有七十好几,听听却不老不残。我一时愣着,挂一个无利无害的傻笑。我不懂他和我怎么就成了“我们”。
老大爷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平衡调整好了,空出一只手,伸给我:“丹尼斯。”
我这个很会见风使舵的人居然会如此失教养地木讷,令我事后很悔。我尽量以柏克莱的“无歧视”精神来自我鼓舞,全身仍是由于失望过度而没了力气。他像是根本没看见我随时有可能找借口溜走,然后马上打电话请保险公司把我从丹尼斯老头的监护下挪出来,而随便谁,爱谁是谁,不姓丹尼斯就好。在如此的心理冲突和沮丧中,我回答了例行的病史病例提问。
丹尼斯十分吃力地以一种杂技平衡鹤立着,把我的回答记录下来。在一本黄颜色带格的信纸上画着字,为将就他的老花眼他把字写得大而疏松。很快就写下去半个本子。其间他告诉我他如何出了车祸,手术如何完美。然后他强调地说:“你知道吗?我是个退休军医。”原来他的大嗓门和大动作都是军旅作风。
我不自觉地对老医生感兴趣起来。因为我也是个退伍上尉,也因为他怎么看怎么不像个医治别人的人。不多久问到我的病症上,丹尼斯说:“睡不着觉?”我说,失眠有十来年了。他立刻问:“想过自杀吗?”我连忙摇头,心想,真想过也不能告诉你。
老医生认为不想自杀就是不太要紧的失眠。他说:“我给你个处方吧——睡觉前做爱。”可以想像我当时的神色。我像看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
“做爱是最好的催眠药。”他声音响得马路对面也听见了,像是给大兵训话,要不就像议员拉选票的演说。
我压着羞恼,保持脸部平静,别让人觉着我见识太短,连“做爱”做为偏方都接受不了。我在美国的头几年主要练一个本事:对任何词汇、行为、概念都藏起大惊小怪的样子。我认为对无论怎样怪诞奇异的事物面不改色是美国式的“好样儿的”,反之,就是土、古板、不够当代、不够世界化,也就是不“cool”。
当我从“自杀”和“做爱”二词的精神余震中复元时,见老军医已经在做结束就诊的打点了。他合上笔记,把两根拐杖在胳肢窝下摆舒服,大声叫我到前台去结账和约定下次就诊的时间,他还挺自信;他这么处理我,还坦坦地等着“下回”。
我忙追问:“你给我开的药呢?”
他说:“我不是给你开了‘做爱’吗?”
我的好脾气撑不下去了,险些对他说:你还该回大兵营去,假如他们还收留你的话。我简洁有力地说:“我来看你,是为了得到医治,最起码是得到好点的安眠药。”
“没门儿,”他说,“我不会给你开安眠药。越好的安眠药越坏。”
我说没有药,我今天是不会走的。既然我们都在军营里混过,我也就不考究语气了。美国俗话:做任何事都有一个正确方法和一个错误方法,还有间于对和错的“军队方法”。我就用这军队方法从丹尼斯那里逼来了十颗药片。他命令我只吃半片,实在熬不住,再吃那半片。他声音虽依旧粗重,眼睛却是自家姥爷式的,担忧而心疼地瞅着我。他其实在说这样的潜语:“你要乖点,晓得好歹,孩子。”
后来我先生去他那里做例行体检,回来就说丹尼斯是老怪物。在肛查时他自言自语地说:
“你该为你的运气而高兴。我手指头特细,远近闻名地细——好多人慕名而来请我做肛查呢!”
在一次朋友聚会时,碰巧有个医生,他听说丹尼斯任我们的家庭医生时,说:“啊,他还活着!”
但我觉得他除了老,以及倚老卖老的出口粗鲁,还是在治病上无可挑剔的。只是他对安眠药的军阀式控制,很令我吃不消。我每次要逗着他说半天有关他孙子孙女的趣闻,才讨得几颗药片。他总说:“安眠药不是糖豆儿,你给我记清了。”
我还是决定辞掉丹尼斯。之后我投奔过两三个家庭医生。到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才正式进入旧金山的“失眠中心”。给我诊断的失眠专家(他首先是一位精神病理学家)对我一面摇头一面说:“假如你那些家庭医生在给你开安眠药时不那么慷慨,你的失眠就不会恶化到今天这步田地。”
意思就是,在安眠药上对我的娇纵,是这病的真正诱因之一,是医生们图在我这儿找点清静,图省事,也就是不够负责使然。
我这才顿然想到了丹尼斯,五年前每给我一张安眠药处方时,他那不安抑或痛心的目光。我再次打开医生名册,却不见他的名字了。我不知这回他从哪个意义上退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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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铺里的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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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初,我回到芝加哥,打算把修了一半的艺术硕士修完。一九九二年秋天在旧金山完了婚,也算个“有家室之人”,本该尽本分做妻子,至于回校读书,心里自然不很坦然,因此把自己读书期间的财经预算主动压得很低。朋友托朋友,找到一处房租低廉的居室。据说它最令人羡慕的长处是,方圆一英里之内,有地铁、有家“九毛九”百货店和一个“eggstore〃——芝加哥的中国留学生没有不知道这个著名的食品减价商场的。它分布在城市各个贫民住宅区,如同一个个食物急救站,能及时扑灭周围的饥饿。为什么给它取名叫“eggstore”(蛋铺),我一直没考证出来。有人说它的缘起是专卖鸡蛋的小铺。因为鸡蛋是美国最便宜的食品之一,所以在它拓展成今天这样庞大的连锁二手货食品店时,仍沿用鸡蛋作为它物美价廉的象征。还有就是从复活节来的那层寓意:鸡蛋是复活节的主食;只要有鸡蛋的地方就有生命之孵化,生命之起死回生。因此,鸡蛋象征的是生命之早春。我比较赞同对“eggstore”的后一种注解。应把这个“蛋铺”改成“生命之春”食品商场——springoflife:有生命弹跃而起之意,也有生命如泉喷涌之意。
我很快便跻身到采购的人群中去了。很快就碰到一个熟面孔。她先叫出我的名字,我才想起她是我在餐馆打工时的工友。她是陪读刑法博士的丈夫来美国的。听说她家早已搬到以白领阶层为主的近郊去了,不过她每个周末仍要走出自己的阶层,到蛋铺来采买一周的食物。我认识的许多留学生都是这样,毕了业就了职,房产汽车都齐了却仍折回“蛋铺”来买这些有残疾或欠标致的瓜果。或许这宽大简朴的店堂曾以它的丰盈消除过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恐慌,他们对它的持续惠顾出于一种感恩心理;或许是在这里采买,好比在一座食物矿场里开掘,掘出什么都给人近似挖宝或历险的心理满足。或许仅仅因为留学生的本性——留学生是世界上最懂节俭的一种人,他们总是远远地回来。
走到奶制品一廊时,发现一个很瘦小的老太太坐在两大桶牛奶边上。“蛋铺”充满喜洋洋的各国语言,若不留心,绝不会听见这老人细弱的呻吟。她几乎是整个店铺中惟一的一个白面孔。美国人但凡有个体面收入,是捺不住性子来这里和各种肤色的移民打捞食物渣滓的。我还没走上前,就闻到一股奇特的气味从老妪身上泛起。
我问老太太哪里不妥,她哼哼着说:“我的脊梁要杀死我了!”我必须完全蹲得与她一样矮小才听得见她的话。我试着去拉她的手,她把那只手从我手里缩回,给了我另一只手,因为头一只手的手心里有几枚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