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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起者，他的错误比我严重，处理就处理，没什么了不起。
一天，沈指导员让我们几个自己跑到内蒙古的北京知青填表，出身我填“革干”。指导员看后，责怪道：“哪有什么革干出身？ 你父亲的出身是什么？ 填你父亲的出身。”
我望着他，一副不怀好意的神情。立时感到了他的用意：“文化大革命”后，你父母都在受审查，还想填革干？ 没门！
自从听说沈指导员在太原公检法〃支左〃 ，把那儿的姑娘肚子支大后，对他就缺乏好感。明明是个19级的连指导员，却总爱挺着大肚子，倒背双手，摆出一副师首长的架势。训人跟捡破烂是他的两大特点。几天没训人，就像老烟鬼没烟抽一样难受，非要找点小事训训。什么帽子没戴正，吃饭吧叽嘴，房后解小便，留小胡子不刮…… 他全管。平时走路，遇见破布条、烂毡头、瓶子、钉子……他总要捡起来，放到家门口。
打完架后，虽然给大伙儿出了气，但一些锡林浩特知青在言谈话语中总流露出对我的贬意，复员兵就更别提了。指导员在班排长会议上，一再强调：马车班这件事没有完，要严肃处理。前两天，我的《斯巴达克思》借给刘英红，被指导员发现给没收了，说是黄色小说；指导员平时见了我理也不理，能替自己说话的王连长又支左了……
形势很不利，为此我确定了3条对策：一、努力工作，好好劳动，以突出的表现将功补过。二、努力搞好群众关系，一定与老姬头、锡林浩特知青及复员兵们缓和关系。三、多和刘英红接近。她已被师部选为出席兵团首次积代会的代表，政委对她印象很好，与她联系密切能加强自己的安全。
跟老姬头缓和关系好办，夸夸他的大辕马，听他讲搞破鞋的故事时，使劲笑笑，就解决了。跟锡林浩特知青关系就不那么容易缓和，这些人油得很，不好哄。
一天晚上，雷厦抓完马后到我屋里暖和一下。嘲笑王连富打架输了，竟然当众号啕大哭，真丢份儿，再疼也不能这么哭呀？ 农村人太傻，一点都不懂含蓄。
我问他：“连里对我打架都有什么反应？”
“反应不好。有人说你打架成性，野蛮，有人说你是为了包子，才跟王连富拼命。尤其是锡林浩特知青，没少跟指导员说你坏话。”
我真有点没想到。自己的感觉还不错呀，人们表面上对我还是挺客气的嘛。
“是啊，有人当面对你客客气气，可背后没少骂你。”
唉，这就是为民除害的悲剧，我作出了巨大牺牲，却一点没落好。
野蛮？ 对野蛮人，只能用野蛮办法。我把王连富手上的一块肉咬下，是因为他仗着当了几年兵，目中无人，对知青动不动就骂。我并不愿意打架，有的年轻人以为打架很刺激，很雄武，很有趣，其实根本不是。电影里一拳把对手给打个跟头的场面在真打架时极少碰见。而通常是两人像猴子咬架一样搅成一团，喉咙里发出兽性的咆哮，面孔丑恶之极，绝不像电影里的侠客那样英武潇洒。人内心深处潜藏的凶残，打架时全部溢于嘴脸，我用拳头是被迫的。
“雷厦，我打了指导员的红人，指导员可能要往狠里整我，你与我来往不害怕吗？”
他微笑了一下，摇摇头：“我要怕，还来找你干什么？”
雷厦在学校时，惟一的毛病是有点爱吹。但现在他为帮我镇王连富，真的拉偏架，明显袒护了我。在指导员反复扬言要严肃处理这件事之后，他还敢到马车班来与我说话是需要勇气的！你看，他的眼睛里闪着刚强的光，清秀的脸上浮着两片桃红，毫无惧色。有这样一个忠诚义气的朋友，还怕什么？
大车已坏，王连富去团部住院，指导员也不给我派活儿，成天呆着没事干，我步行8里地到3连机务队偷了两个铁轮子，练举重。这时男生排全都去3连学开拖拉机，连里只剩下女生。为好好表现，我主动跟4班一起干活，仍暗暗希望年终总评时能评上五好战士。
第二部分加紧防御（2）
大雪飞扬，严寒刺骨。我们步履维艰地走到菜园打井，所谓菜园不过是40亩光秃秃的草原。
在一丈多深的井底下，土冻得跟石头一样。刘英红攥着镐把，用力抡起来。她的黄脸被冻出了淡淡的粉红，头发上落了一层白霜。她力气一般，可每回都比别人多抡几下。
李晓华这个很招眼的天津姑娘长得有点像谢芳，挺漂亮。到草原后，一吃牛羊肉就吐，有时一天只吃2两饭，但也坚持出工。
韦小立虽然刚来不久，一镐下去总镐不准，也没多大劲儿，可不气馁，每次都要别人从她手中把镐夺走，才停止。
4米见方的井底就是这样的情景：北京、天津、太原的知青姑娘们聚在一起轮流抡镐…… 咚咚的声音，从地下传来，持续不断。这些女孩子在家里个个都是父母疼爱的掌上明珠，干净漂亮，现在却穿着肥厚的绿棉裤、绿棉袄，土里土气地站在内蒙古旷野的井底下抡大镐。
冻土被一片一片地刨下来。
就我一个男的，干得又猛又多，一人顶她们4个。刘英红向指导员汇报工作时，肯定要表扬表扬我！
雪花在飞，棉袄上披着一层白。我用大镐，用手上的血泡，用一大片大片的冻土，来改善着自己的形象，扭转着自己的不利处境。
后来，金刚就我到4班干活，讥笑我“色”。跟女的一块干就特卖劲。他一点都不了解指导员恶狠狠地盯着我，不这样干就无法赢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好感。
多少年后，一回忆起1969年冬在菜园与4班打井的情景，心里仍会浮起一丝暖意。北疆那千千万万片雪花里，掺杂着多少缕我们知青少女身上的温馨。一缕缕，一缕缕……
为什么锡林郭勒草原不再像往日那么寒冷？ 是成千上万各地来的青春肉体用身上的体温温暖了它啊！
这时，收到了一封小胖姐姐的信，告我家里的情况很糟。父亲已被正式隔离审查，有人揭发他是叛徒；母亲也被机关当成重点，大会小会批判，说她是政治骗子，假党员。
这个消息，我没敢告诉任何人。谁知几天后，雷厦也悄悄告诉我：我父亲是叛徒，消息绝对可靠；母亲是假党员也百分之百确实，北京的大街上还有打倒她的大标语——这些都是一北京同学写信告诉他的。
雷厦对我说时，义正辞严，言之确确。他可能很解恨，因为我曾以出身好的自居，反对他帮助傅勇生来内蒙古。
我简直傻了眼。实在不敢相信，又不敢不相信，情绪很坏。进入社会后，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人们对我的态度和父母密切相联。父亲是普通人，对我是一个态度；父亲是局长又一个态度。这地方小，没有什么大官儿孩子，我就成了最大的。当地人一传十，十传百，把我家里说成是中央一级的大干部。去场部办事时，顺顺当当，从没碰过钉子。现在父母一倒，靠山没了，传出去，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被人重视，被人尿球。
以前，我从没把指导员放在眼里，父亲的级别和兵团司令差不多，这小指导员算老几？ 现在老爹成了叛徒，指导员整我，又多了一个有利条件。忧心忡忡，愁闷极了。父亲是1930年的党员，母亲1936年入党。干了一辈子革命，最后倒成了叛徒、假党员。唉！
最后，1969年总评结果宣布，不要说五好战士，连表扬也没我——全连没表扬的仅仅两人。
我真傻，满以为自己好好干活，就能让指导员原谅了我。
在马车班苦干了半天，却连个年终表扬也捞不上，怎么向母亲交待呢？
按既定政策，更加注意多与刘英红接近，她是团领导信任的红人，跟她关系搞好，当官儿的说不定会碍着她的面子而对我手下留情。每次去她的屋，她待我都很热情，不在乎我是打过架，等待处理的人。她还帮我拆洗了臭烘烘，黑污污的被子。
刘英红是一个典型的损己利人的女同志。她住哪屋，就把哪屋的炉子生得旺旺的，打水、扫地、撮炉灰、铲煤……抢着干。为了补别人的衣服，她可以把自己还挺新的衣服撕了当补丁。
刚到草原时，看见达姑拉老额吉孤独一人生活，又有胃病，穿得破破烂烂。她马上给家里写信，让从北京捎来好大米，给额吉熬粥，还把自己准备做棉衣的布和棉花白送给她。老妇人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