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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落下了，远处的丘陵好像用极细的墨笔描画似的，十分清晰，我们开始想家。柏树在尘土弥漫的後窗外隐没，被夕阳映得通红，燃烧一般，又立即熄灭了。
最後一天到了。很多人来问我们对白茅岭的印象，因不忍使人失望，我们说了又说，事後却想不起我们究竟说了些什么。
早上十点锺左右，去宣城的车开了。那女孩穿了豆沙色的上衣和淡黄的短裙，去宣城精神病研究所做鉴定了。我看见队长整理她的材料时，还准备了一副铮亮的手铐，队长很熟练地检查着手铐的开关，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手铐发出嚓嚓的响声。那女孩是背对着我走向汽车的，我看不清她的手有没有被铐上，望了那车一溜烟地开上土路，卷起一尾尘土，心里沈甸甸的，不知该希望她是精神病好，还是不是精神病好。各中队的院落里传来整齐的歌声，下午要举行歌咏比赛了。队长和劳教都非常认真，这情景唤回了我们对集体和荣誉的记忆，好像时光倒流，我们已经将这些淡忘了多久了？它曾经那样强烈地激动过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我们从歌声中走过大院，来到黑板报前。
各中队都辟以专栏，有一些诗歌，一些感想式的散文。这一期的文章大都是谈不久前，组织一部分表现突出的劳教去场部观看一个外地歌舞团演出的情景。其中有一小则散文诗，写的是一盆花在一个雨天里被遗忘在窗台上凋谢的事，文字流畅优美。同伴对我说：像你的风格，於是我们就非常渴望见一见这个作者。
人们说她在生病，刚从场部医院回来，队长派人去叫她，不一会儿，人就到了。她使我们都大吃了一惊，她是那样粗壮威武的一个人，剪了一个男式的头发，我甚至怀疑她也是一个“Ａ角”，可是人们说不是。她说话的声音极低，喑哑，口气也很硬，脸上倒是和颜悦色，很好奇地打量我们。我们问那篇散文是不是她的作品，她说她只是从某本书上抄来的，这里的黑板报是允许抄的。我们先是扫兴，後又想：抄也需要才能的，第一，她必须读书，第二，她选择抄哪一篇也须有思想，就好了些，问她是不是很爱读书。她说是的，她养病，不能干别的，就看书，在她床头堆了有许多书，《三国演义》、《水浒传》什么的。我们又问她得的是什么病，她说是一种“副伤寒”，很严重，住院一个多月，现在出院了，依然不能劳动，不能吃稍硬的食物，需要营养，可是她没有钱，家里不肯给她寄钱，她的哥哥是一家街道厂的厂长，非常要强，有她这样的妹妹实在是丢了脸，也与她断绝了来往，她给他写信却从来收不到回信，她母亲是听她哥哥的。提起她丈夫，她则咬牙切齿。她丈夫是摆西瓜摊的，那一年夏天，她发现他有了一个相好，有一日，她遇见了这个女人，就与她打将起来。一路撕打到西瓜摊前，她操起西瓜刀就要杀她丈夫，幸好被人拦下。从此，她便也去找相好的，她想：你能找，我也能找，而且找的比他多，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後来，回到上海後，我们找到她的婆家，希望他们能说服儿子寄给她一点钱。她的公公是一个老工人的模样，很善说话，与我们谈了很多，表示不会不负责任。这是一个真正的工人家庭，三代在铁路上做事，儿子却辞职做了买卖。房子是那种较早些年造的工房，面积不小，却很零乱，家人都显出一副长年劳作辛苦的模样，大床上却翻腾着一个特别白胖的男陔，与这家中的一切都十分不协调的，有一种贵族气息。我们说，这是你的孙子还是外孙，他回答说是为人带养的孩子。老夫妇将我们送出来时，很恼火又很委屈地说：人家做那事（指卖淫）都是往家里拿进东西，只有我们家的这人，是往外拿东西，把孩子的童车卖了，缝纫机也卖了，你说世上有这种买卖吗？我们哑然。
我们采访的最後一名劳教是被人们认为最最无可救药的一个，我们看了她的一些材料。劳教大队所拥有的材料不多，只一份简历表和本人写的认识、检查，案卷全存档于原公安局。她的材料较多，都是检查，所犯的错误只有一种：同性恋。她扮演的是“Ｂ角”。夜深人静时，钻到“Ａ角”的床上，然後被急於立功的劳教举报。她写检查已是家常便饭，并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无赖腔调，她写道：像我们这种人，到了春天，就要发毛病，是没有办法的事。然後便兴味盎然地描绘其过程，无一细节遗漏。队长们对她没有信心。她永远不会洗手不干，她只能吃这碗 脏的饭，区别只在於，事情不要泄漏，一旦失足，她就再到白茅岭来。唯一的一线希望是：结婚。可是又会有哪个男人要这样的女人？反过来说，又有哪一个男人能够使这样的女人满足？她是那样地贪得无厌，欲望无边。她已经是个“烂货”啦，人们说。事情是怎样开的头呢？在她和姐姐幼年时，父母就离了婚，她跟父亲，姐姐跟继父，父亲奸污了她，她逃到母亲处，不久又被继父奸污，姐姐的遭遇也是同样的。後来，她们长大了，她在上海进了厂。她姐姐在外地有了工作，结了婚，丈夫虐待她，感情极坏，姐姐便有了一个相好，两人谋害了她的丈夫，双双入狱，她先是判处死缓，因表现优异，连连减刑。在此同时，妹妹已成